威尔·奈特：随着中国的崛起，华盛顿正逐渐向类似中央计划的模式转型

　　【文/美国《连线》杂志记者威尔·奈特，译/观察者网 马力】

　　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政府一直放手让自由市场和私营经济部门自行其是，认为这样做是鼓励创新、推动国家进步的最好办法，美国经济将因此稳坐全球第一的位置。不过，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正在发生改变。华盛顿正在一小步一小步地逐渐向某种类似中央计划的模式转型(Washington is taking baby steps toward something closer to central planning)，以便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的技术进展加以激励、引导和保护。

　　美国《连线》杂志网站2021年3月2日刊发了记者威尔·奈特的报道《随着中国不断崛起，美国致力于在人工智能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美国政府的思路的确正在发生转变，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近期发布的《最终报告》(Final Report)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个委员会是五角大楼于2018年成立的，其宗旨是对“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展开研究并制定相关计划以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起来，中国就会超过我们……我们在这方面缺乏国家战略”，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央情报局(CIA)实施投资行为的In-Q-tel公司的共同创立者、风险投资家吉尔曼·路易(Gilman Louie)对我说。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近期发布《最终报告》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3月1日发布了上述报告的最终版，该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对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政策进行重大改革。这篇报告还提出了几项具体建议，其中包括：在2026年之前实现人工智能研发方面的联邦非军费开支(nonmilitary federal spending on AI research)翻一番，达到每年320亿美元;提高美国半导体制造产业的实力;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搭建起一张全国性的网络;在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和就业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围绕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建立一个在副总统领导之下的技术竞争力委员会(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council)。

　　美国政府思路发生转变的迹象还不止于此。拜登政府上周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对半导体、药品、大容量电池和稀土材料等四类产品的供应情况进行核查。美国在这些产品的供应上对中国存在严重依赖，最近的芯片短缺问题就对美国的汽车产业造成了影响。

　　吉尔曼·路易指出，问题不只是中国正在人工智能领域追上美国那么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项技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技术不只是与经济发展、生活品质和国家安全有关，它还是各民族国家都渴望获取的一种事关能否掌握自身命运的技术，它是美中两个全球性强国之间的一个竞技场”。

　　吉尔曼·路易认为，美国及其盟友绝不能对中国这个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的人工智能技术形成依赖。“任何一个对人工智能技术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没有文化因素的参与，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很难实现的，而西方民主国家和中国在一些关乎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在过去数十年里，人们并不提倡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或科技发展加以引导的做法。可是眼下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原因在于，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快速发展的国内科技产业、由政府制定战略、十分重视科技发展、重视取得全球科技主导权的国家正在对美国构成竞争威胁。此外，一些中国事务评论人士指出，除了所谓产业间谍行为，中国的一些规定还要求美国公司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技术。

　　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与中国展开对抗是一项重点工作，特朗普政府对华为、TikTok等中国公司采取了许多主动进攻的做法。拜登在这方面的力度要差一些，不过看起来他对中国问题也很关注。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英特尔奥科蒂洛(Ocotillo)园区的最新晶圆42厂已在2020年运转。3月23日，英特尔宣布将投资200亿，再建两座晶圆厂。(图片来自英特尔)

　　与此同时，一些产业组织也呼吁政府应施以援手。2月11日，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呼吁拜登总统增加在半导体制造产业的投资。该协会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下降到了12%，而1990年时这个数字还是37%。“包括人工智能、先进移动通信网络和量子计算机等技术领域在内，美国的科技领袖们正面临在一场面向未来的科技竞赛中被超越的危险”，该协会在信中指出。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看到政府参与其中。“政府的思路的确在发生变化，这是很明显的”，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一家美国保守派的非盈利性智库，总部位于华盛顿——观察者网注)的一名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Thomas Duesterberg)指出。他说，虽然自己很希望看到政府在国防科技领域增加支出，不过他担心支出的快速增长也许会遭到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用，资金最终反而被浪费掉。托马斯·杜斯特伯格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向中方施压，迫使其遵守贸易规则;同时美国还应该想办法反制中国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利用中国在维护个人数据隐私方面规定较少的环境获得竞争优势的做法。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这篇《最终报告》也许有助于美国政府在制定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霍丹·奥马尔(Hodan Omaar)是有行业背景的非盈利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下属的数据创新中心的一名政策分析员，他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拜登政府应该立即拿出一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项目清单并阐明自己在该领域的战略”。

　　如果突然改变政府通常的做法，转而采取一种不同的战略，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混乱棘手。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国际安全项目研究员林赛·谢泼德(Lindsey Sheppard)警告称，如果政府政策突然发生变化，许多相关机构可能会无法适应，难以做到互相协调一致。“我们必须确保各相关机构、各行为主体和政府的政策能够形成合力同时向同一个方向行进，要确保让右手知道左手在做什么”。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1年3月2日美国《连线》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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