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想当爱豆的演员就没戏演？

胡蝶登上了《良友》杂志的封面。

这个行业一直都有跟风的特点，很多演员一炮而红之后，走上明星的道路，便陷入自我重复。“明星是不需要改变的，粉丝也不希望你改变。你让一个偶像去演坏人，他的粉丝不干。”冯远征分得很清楚，“是演员，就去塑造好每个角色；是明星，那你就去制造话题。”

前几年，一位当红流量明星托人找到冯远征，高价请他当私教。内容很简单，就是在片场跟戏，告诉明星要这样笑、这样哭，不用分析，只要直接交代怎么做。冯远征立马拒绝了，“那我不是有病嘛，放着剧院这么多好的年轻演员不培养，我去培养他？”他告诉中间人，要想当个演员好好演戏，就去戏剧学院、电影学院进修一年半载，表演是集体行为，得跟很多人一起练。中间人回复他：“他哪有时间！”

冯远征拒绝当明星，他一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话剧舞台上，影视表演只占用很少的精力。几年前他担任人艺演员队队长，去年被任命为人艺副院长，将更多精力投入导演新戏、培养新人，由他导演的新排《日出》刚刚在北京首演。不过，对于另一些演员，如果不提升知名度，可能意味着他们将丧失选择好角色的机会。

综艺节目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增加曝光的机会，但节目里的嬉笑怒骂，对演员其实是一种伤害。演员靳东曾经解释过自己不上综艺的原因。他说，一旦被贴上综艺感、搞笑等标签，即使很受欢迎，但观众可能没办法再看你演的戏。因为一看到这张脸，就想到综艺节目里的搞笑桥段。隐藏真实的一面，是为了不被贴上标签，而标签意味着适应角色的局限。这种“神秘感”是演员的一种特质。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正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综艺、真人秀之所以对演员职业有伤害，是因为表演艺术需要创造出与现实有一定微妙关系的另一个世界，不是单纯描述现实。而无论是真人秀、综艺，还是其他增加曝光的形式，目的都是把演员硬拉进现实中去，让观众看到与现实紧密连接的演员“自己”，这是“非艺术”的。

2020年，宋丹丹退休的消息传出时，很多人诧异，这位春晚小品女王竟然是有单位的。其实她一直是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塑造过《家》《茶馆》《白鹿原》《窝头会馆》等经典话剧里的角色，但知名度远远比不上《懒汉相亲》《超生游击队》和《昨天今天明天》等小品里的角色。她曾经感叹，小品的成就是柄双刃剑，大大束缚了她在影视领域的发展。三四十岁是一个演员最好的年龄，但她很少接到剧本，只演了《我爱我家》和《家有儿女》，都是情景喜剧。这些因小品成名的优秀演员的苦恼，与当下综艺时代演员面临的抉择如出一辙。

在中国，明星随着时代浮沉，经历过复杂的演变史。最初，明星是由市场决定的，19世纪京剧舞台上诞生了最早的明星，20世纪20年代，电影业在中国兴盛，初代电影明星出现。1934年，上海《良友》杂志请来胡蝶、阮玲玉、王人美、袁美云等八位当红女影星拍摄了一张合影，“八大明星”一时风头无二。时过境迁，明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乎消失了。1949年8月，在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演员张瑞芳见到重庆、上海的影人，大家都“一袭制服，一顶列宁帽，脂粉不施，素面相向”。

阮玲玉登上了《良友》杂志的封面。

不过，官方逐渐也意识到明星的巨大影响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用武之地。1962年，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文化部指示印制了22幅当红演员的大幅照片，挂在全国的电影院里。北京市美术公司制成一批三四寸的明星小照片投放市场，8个月卖出71万余张，引发追星潮。两年之后，1964年文化部开始整风，电影演员照片又被撤下。改革开放之后，由市场挑选的演艺明星再次出现，并在世纪之交迎来高潮。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郑宜庸说，演员原本只是一个职业，按理说观众只需关注作品，对其私人生活不应该有过多苛责。之所以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是因为知名演员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乃至明星，大众会以完美的人物形象要求他们。最近，刘天池身边很多演员朋友又紧张了起来，因为陆续有演艺人员因各种原因“塌房”。她觉得，由于网络造谣成本太低，某种程度上，演员变成一个被随意“泼脏水”的极度弱势群体，却没有组织对他们加以保护。郑宜庸说，现在出现了对明星群体的污名化现象，可能继续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偏见，将明星群体妖魔化，并且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公众一言以蔽之：“贵圈真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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