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获提名驻华大使：缺乏中国经验，但他是职业大使而非政客

本刊记者/曹然

这个传闻四个月前在华盛顿就已经不是秘密，如今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提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

自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去年10月离任以来，这一岗位已空缺了近一年。

今年6月下旬，伯恩斯在华“新班底”已经完成组建。使团副团长从美国抵达，新任使馆发言人更早到岗。时任临时代办傅德恩和前任发言人、商务公使等高级官员已在7月初调离中国。但此后，新大使却姗姗来迟。

拜登提名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资料图片）

获得提名后，伯恩斯还需等待参加参议院听证会。外界估计，等一系列流程走完后，他的正式上任时间可能要到今年年底。

一位熟悉伯恩斯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考虑到伯恩斯与拜登团队的密切关系，拜登胜选后“（哈佛的）人们都知道他会出任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要职”，但又因为他此前已担任过国务院“三把手”，即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因而留给他的选项只有少数几个职位，其中就包括美国驻华大使。

不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指出，这位即将赴任的新大使并不熟悉中国语言和文化，这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这个需要双方努力不让两国关系滑向深渊的时刻”。

“职业大使”VS“政客大使”

现年65岁的伯恩斯年幼时因越南战争对外交产生兴趣。据他回忆，1973年停战协议签署时，越南战争“走进了我们的客厅和餐桌”，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伯恩斯在地图上找寻越南的位置，由此希望学习外语，变成一个对世界了解更多的人。

1980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伯恩斯短暂投身非政府组织，很快于1983年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出任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驻希腊大使、驻北约大使等要职，并短暂出任小布什政府的政务副国务卿。

据伯恩斯回忆，两件事对他的外交生涯产生了关键影响。他曾作为年轻外交官派驻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区事务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在巴以冲突中公开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不信任这位美国年轻人。伯恩斯的办法是与来自不同领域当地人建立私人联系，“敲开门，坐下来，倾听对方的故事”。

90年代，已成为高级外交官的伯恩斯遇到了他尊崇的外交前辈霍尔布鲁克大使。他随同霍尔布鲁克参与了巴尔干半岛的停战工作，目睹了霍尔布鲁克如何敲开房门与战争各方的领导人坐下来一对一面谈，最终实现了和平。

伯恩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性外交思维”。2008年结束外交生涯到哈佛大学任教后，他专门研究新时代职业外交官的综合素养问题，并将之概括为：外交官不仅要有充分的历史、经济、地理知识，更要懂得如何了解人；既要有全局性的战略思维，也要能成为美国社会与驻在国间加深了解的桥梁。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伯恩斯坚定支持美国国务院重启与伊朗中断30年的外交接触，花了很多时间在华盛顿游说，强调“外交本来就不只是和朋友对话，而是要和对手对话”。他也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支持“接触策略”。

2016年11月，尼古拉斯·伯恩斯在美国亚洲协会参加中国政策研讨会。（图片来源：亚洲协会视频截屏）

今年早些时候，伯恩斯还在讲座中强调：“信息化时代，我们为何还需要外交官？因为我们需要外交官去进行人与人的沟通、建立人与人的交流，这不能通过邮件或社交媒体去完成。”

伯恩斯的校友、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伯恩斯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职业大使的优点”。“职业大使”指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大使，是与参议员、州长等政客出身的“政客大使”相对的概念。在伯恩斯之前，最近十年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博卡斯和布兰斯塔德都是政客大使。

佐佐木文子指出，职业大使一般不太看重意识形态或总统的个人意志，知道妥协的价值以及如何妥协，明白外交需要双赢。而政客出身的大使多是因为与总统的个人关系而得到任命，而且有自己的政治需求，因而一般被认为缺乏这些特质。

伯恩斯反对政客大使。他在哈佛大学撰写的研究报告指出，自肯尼迪时代以来，美国的政客大使、职业大使比例是“三七开”，他建议改变为“二八开”，尤其是关键国家的大使岗位应当由“终生献身外交事业的人”出任。

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一些特殊朋友的支持。2017年，大批刚刚离任的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加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贝尔佛研究中心，伯恩斯是该中心的领导者之一。中心的“新人”多是他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时就结识的老朋友。其中，他亲自领导的、鼓吹职业大使的“外交未来”项目新增了两名高级研究员：沙利文和舍伍德-兰德尔。

2020年总统选举中，贝尔佛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拜登影子国务院”。大选结束后，沙利文和舍伍德-兰德尔分别被拜登提名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除伯恩斯，目前有至少8名贝尔佛中心研究员获得了拜登新政府的副部长级以上职位提名。

包道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不论拜登是否接受了伯恩斯关于职业大使的观点，伯恩斯与拜登团队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消除了提名政客担任驻华大使的必要性。“政客之所以被选为大使，就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意味着他们有上层渠道，可以直接与总统、国务卿打交道。可是现在，为什么不直接选一位和总统团队有特殊关系的职业大使呢？”

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博卡斯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伯恩斯得到提名的关键原因是他和拜登、布林肯、沙利文等人之间彼此充分了解，“拜登知道伯恩斯会尽自己所能为他工作，接受他和白宫的指示。”

在美国参议院两党分裂、势均力敌的背景下，伯恩斯此前是小布什总统身边最重要的职业外交官，也成为加分项。“如果拜登想要的是能够轻易被参议院共和党人批准的大使，选择民主党政客显然不如选择伯恩斯。”佐佐木文子说。

“在美国的关系网比拥有中国经验更重要”

被提名前，伯恩斯外交生涯的关键词还不包括“中国”。离开国务院前的最后两年，他担任“雾谷”的三号人物，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事务。

当时，包道格是他属下处理涉华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但包道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印象中不记得这位上级对中国和亚洲有特别的了解，“据我所知他到哈佛之后学到了很多（中国知识）。”

在哈佛大学任教时，伯恩斯开设了一门名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竞争”的课程，目标是通过研究中美等大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讨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们是否能够合作应对当前人类最重要的挑战。

课堂上，伯恩斯总告诫学生不要轻视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但最初，他对中美关系的认知相对乐观。2016年初，伯恩斯主持了一场与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的对话。“中国通”洪博培在讲话中提及大量中国近现代史人物，伯恩斯不仅能跟上洪博培的思路，还屡屡打断洪博培，向观众补充这些人物的基本信息。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带一路倡议，他也如数家珍。不过伯恩斯并没有学会中文，在提及具体的地名时也偶有失误。

有观点认为，伯恩斯的对华政策理念与民主党的对华政策构想相互影响，最终汇聚一体。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作为希拉里和拜登竞选总统时的外交政策顾问，伯恩斯在决策团队接触到了“最高级别的中国信息和有关中国的最高层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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