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挑战、趋势与对策

　　 摘要：新冠疫情的爆发是近年来全球治理领域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其极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种短期社会行为和形成了对全球治理的挑战。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格局的趋势分析，不能仅围绕疫情本身来看待，而要结合人类当前全球治理演化的历史性趋势和短期疫情危机反应共同考虑。本文认为，人类全球化是当前人类整体的最大历史性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存在着技术冲突、利益冲突、文化冲突、权利冲突、信任冲突五个核心冲突并形成相应的治理危机。这五个核心冲突，从空间维度来看，是人类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从时间维度来看，也是人类文明演化与提升的客观事件。因此，就长期来看，后疫情时代虽然会暂时性地减缓全球化流动的加速融合进程，但是不可能改变这一整体趋势。而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而言，迫切需要浮现出新的全球治理伦理和价值体系，予以对各种挑战和危机进行解决，这一新的全球伦理和价值体系要改变近现代以来形成了以国家利益交换为主的商业文明观，而要形成包括人本、平等、尊重、合作、互信、整体的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挑战；趋势；对策

　　 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是近年来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重大事件。新冠疫情以其强大的传染性和较高的致病率，对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在日益密切的全球化影响下，人类几乎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场全球的大瘟疫风暴。而这几乎也是第一次，全球各个国家几乎同步开始实施对外限制国际间交流，对内限制社交行为的公共政策，由此形成了对日益密切的全球交流的短期抑制，以期保护人民的生命。[2]从病毒的特性来看，由于新冠疫情的高传染性、高变异性和高隐蔽性，以及至今依然未找到明确的特效单一药物，使得新冠疫情到底能够流行多久，成为一个科学上的变数。[3]一些科学家认为，新冠疫情可能会较长时间流行下去。那么，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浮出水面：是否新冠疫情会成为停滞全球化进程的决定性力量，甚至会与其他反全球化的趋势合流，从而极大程度上阻碍或者推延全球化趋势？[4]这是在全球治理领域当今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势必对今天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经济、科技、文化等交流与合作的各个国家产生重大的治理挑战。本文就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本文认为，人类全球化是人类整体的最主要的历史性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技术冲突、利益冲突、文化冲突、权利冲突、信任冲突五个核心冲突并形成相应的危机，因此，全球化共同治理的需要将更为迫切。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而言，当前迫切需要浮现出新的全球治理伦理和价值体系，予以对各种挑战和危机进行系统解决，这一新的全球伦理和价值体系要改变近现代以来形成了以国家利益交换为主的商业文明观，而要形成包括人本、平等、尊重、合作、互信、安全的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

一、全球化趋势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不可逆的基本趋势和核心主线

　　 严格意义讲，当今人类全球化的趋势起源于工业革命后日益推进的世界各国经济交流，随后再扩展到文化、知识、政治等领域。[5]然而，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放到人类文明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人类的全球化趋势不只是工业革命以来才有的，而是纵贯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说，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更大范围的探索和开发。在这种基本的动机下，实际上，无论在人类历史的各种阶段，世界上的各个文明，无一例外都在竭尽全力地对外探索，从而将自己的行为范围扩大到尽可以探知的最大可能。因此，从这种意义来讲，人类一直都在进行不懈的全球化进程。

　　 从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而言，尽管当前的各种考古发现都支持人类文明在至今数万年前在世界各个角落陆续进入石器时代。这种文明观称之为人类文明起源的多源头观。然而，从生物遗传信息的角度，根据对基因的追溯分析可以发现，现代世界各地的人类（智人）都含有共同的生物遗传信息，都可以追溯到非洲的起源，并且是在更早时间内（大约五万到十万年前），从东非大峡谷走出的。[6]随后在数万年的时间内，扩散到全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现代人类自演化完成，就已经开始了全球化探索的努力。

　　 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各个文明的发展，自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后，人类陆续进入到新旧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农牧文明社会。在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同样各个文明也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大扩展文明的交流程度。在古希腊，围绕爱琴海形成了密切交流的城邦文明体系，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甚至将统治范围一度扩展到南亚。在古罗马，环绕地中海和欧洲大陆西到大西洋，北到不列颠群岛，形成了庞大的跨民族的文明体系。在东亚，自夏、商、周起，历代的中华大一统王朝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央的圈层式朝贡体系，[7]在东方文明的早期，甚至形成了对世界各个部分的记载或者想象（如山海经），形成了东方的天下观。而在美洲，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形成了纵贯南北美洲的繁华的农业文明。因此，可以说，人类在进入工商业革命以前，一直都在竭力实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全球化进程。文艺复兴以后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只能说是以当时的欧洲文明分支的视角而言，本质上是人类的二次大发现，而实际上人类早已完成了世界范围的地理探索，只是受制于交通和通讯能力的约束，无法实现跨区域之间的有效交流。

　　 自十五、六世纪起，在航海技术的突破和巨大海外利益的驱动下，欧洲开始逐渐对世界进行二次发现，并试图用殖民的方式最大化其自身的商业利益。[8]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越来越密集的国际贸易中逐渐形成。伴随着几次工业革命在能源、交通、通讯领域的重大进步，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在进入到二十世纪后形成了巨大的飞跃。进入到二十世纪后期，互联网的发明和在全球的飞速扩展，又搭起了人类文明交往的新的桥梁。[9]可以说，人类的全球化始终贯穿在从人类起源到今天的各个历史阶段。

　　 那么，到底什么与人类的全球化进程相关呢？可以看到，尽管人类的全球化动机始终存在，包括对自然界的征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受经济利益和文明传播的价值感驱动等，然而，真正实质性的决定全球化的范围的，取决于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交通运输能力，二是通讯能力。

　　 我们做一个简化的模型来思考，假定每个文明都具有扩大自己范围的动机（这显然是历史事实），由于地球表面可以被看作是二维的平面展开。因此，假设一个文明，从它的初始范围出发，可以沿着平面的两个方向——横轴与纵轴扩展，扩展的速度取决于交通能力T，那么最后，其能够达到的面积就是一个正方形，所扩展的面积就是T2 。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两个文明A和B，假设技术进步的进程一致，那么可以看到，文明的扩展范围就是2T2 ，如果有n个文明，那么就是n T2，可见无论怎样，文明的交流范围都与其交通运输能力的平方成正比，可以记为S=kT2。怎么理解交通能力T呢，交通能力可以用交通工具的速度、续航能力、运载量、成本等来描述。其中速度和续航能力是最关键的变量。

　　 以上是互联网时代以前的基本规律，而全球互联网的出现，在全球范围内搭建了新的人类活动与交流场所，形成了新的空间。在全球互联网的作用下，大量的国际间的交流，可以超越实体的自然人之间的物理行动约束。大量跨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而实现。因此，互联网赋予了人类文明交流的新内涵。那么，如果考虑到网络空间的作用，以上的二维的状况就会变成三维。

　　 其中水平的文明扩展和交流范围依然是受交通能力T决定，而在虚拟空间，则用网络能力的W来衡量。而对于网络通信能力，可以用网络用户数、平均网速、网络核心节点数、网络信息量等来衡量。因此，考虑到在交通能力与网络能力共同作用下，一个文明的交流范围可以表达为图中立方体的体积WT2，再考虑到多个文明和其他要素的影响，可以将写为kWT2。当然，是否严格意义上的遵循这一公式，到底文明的扩张与交通和网络通讯能力是一次、平方还是立方正比关系，取决于用什么来衡量网络通讯能力和交通运输能力。但是，都不影响我们对整体历史趋势和因果关系的把握。

　　 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文明的交际范围的扩大从而形成多个文明间的融合与互动，其最重要的决定性要素是交通能力和网络通讯能力等客观生产力指标。而如果以人类整体的历史趋势而言，人类的交通与网络通信能力的增长，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性进程。历史事实也证实了，正是由于在历次技术革命后能源、交通、通讯领域的重大进步，才能够满足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需求，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全球化格局[10]。尽管短期的政治行为，例如闭关锁国、经济封锁、国家间战争等，都会对短期的文明交流产生阻碍，但从长期来看，文明间的交流只取决于交通与网络通讯能力。因此，人类的全球化趋势，是自人类文明起点就开始的不可逆的过程。再观察近几十年的事实，这种趋势则更为明显。以海运贸易量（代表了海运能力和国际贸易的共同结果）和网络用户数为例，可以看到，近几十年来人类的海运贸易和网络用户都在进行持续不断的增长。

图3 近年来全球海运总贸易量与全球互联网用户数的增长[1]

正因为这种不可逆的文明间的交流与全球化趋势，也才产生了众多围绕着这一趋势的各种历史性事件和文明的冲突与合作发生。否则，每一个文明，都局限在自己发源的起点附近，那么人类历史上就不能出现各种围绕着文明冲突与合作之间的各种战争、协议、交流、传播、协作的过程。而在剧烈的文明间的交互中，也促进了各个文明内部的深刻的变革。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全球化趋势是人类社会宏观的整体不可逆动力与趋势和各种文明间的历史性事件的内在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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