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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11-08 15:51:43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
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有些久远，如果把目光拉回到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借鉴。前苏联在解体以前，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实体，其内部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联合体。各个加盟共和国通过相互贸易和支撑，形成了庞大的合作体系。虽然民用品产量低于美国，但前苏联1991年的包括钢铁、原油等工业产量，据估计GDP也至少等于美国的一半。然而，前苏联解体后，理论上各个独立国家都可以通过市场模式找到新的供应链体系，融入全球市场，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前苏联解体导致原有的产业链被严重割裂，前苏联解体的结果是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大幅度下降，各国从1991-1998年里平均每年下降6%，甚至主要国家包括乌克兰等下降超过10%，这意味着短短几年，其经济水平就只有1990年的不到1/3，而远没有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得到提升，这就意味着，仅仅从经济角度，脱钩也是个极大的错误。
表1 前苏联国家脱钩后的经济增长[2]
如果再考虑到当今世界贸易的密切程度，例如中美两个大国的贸易量，可以发现，几十年来，无论是贸易量还是直接投资，都体现出了中美两国之间发生的愈来愈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尽管中美脱钩对于中国经济会伤害很大，但对于美国经济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巨大利益而言，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任何一个群体理性决策团体，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姿态，都不可能做出大国彻底经济脱钩的决策，更不要说是代表大资本利益的美国政治精英。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产业链的融合势必只能更加密切。这是第一个基本趋势。在这个基本趋势下，我们政策的底气就会更足。
图4 近年来中美双方的贸易和投资趋势[3]
（二）全球治理格局呈现出暂时的权力真空期
自冷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西方世界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极大增强。通过两次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超级大国的世界影响力达到了顶峰。然而，自2010年左右起，整个世界格局体系又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一是新兴国家持续不断的繁荣，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创新能力等方面逐渐越来越有影响。二是多元意识形态的形成，冷战以后，西方思想家甚至不无得意地认为世界将终结于西方体制，也就是所谓“历史的终结”。然而，近年来非西方国家的兴起，引发了西方体制是否真的是人类历史演化的最终答案，西方的衰落成为近年来的一个主要的思想之问。三是美国近年来政治的转向，自美国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美国重新大幅度强化其美国优先的政策，然而其美国优先不是以美国全球的政治利益为考量，而是以片面的经济利益为标准，重新回到了孤立主义和重商主义传统，甚至和传统盟友斤斤计较，与二战以后形成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联盟长期战略发生根本背离，从而放弃了其美国的全球责任。
因此，从以上的众多角度考虑。一超多强的多元全球治理体系由于一超的主动卸责，将出现一种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力真空和主导价值真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国家去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然而，这势必意味着，其他世界发达国家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需求必须要承担起更大的积极责任。这种积极责任，将一方面扩大其他国家的政治道义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全球的继续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积极保障。
(三) 新的治理格局更需要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而不是切断
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趋势是赋予每一个主体更加平等的权利，这既包括每个自然人也包括每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当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治理新问题和新局势时，显然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用单方面的军事、暴力、对抗、压制的手段来解决。而是应采取更加广泛和深度的合作与共商来解决。
从之前分析的五大挑战而言，在技术维度，世界各国无论在人工智能还是在生物技术方面的无序恶性竞争的恶劣后果时显然的，例如将其运用在军事领域而不加控制。显然，世界各国应该尽快围绕着涉及人类整体的相关技术做出一致的全球科技伦理和法律约束。这势必要求各国的同步协调合作。人类对军用核技术的控制，不能说是非常成功的，众多潜在拥核国家的出现，对人类整体产生了极大风险。在新的技术面前，人类显然应该更加密切合作。
从利益维度，经济链条的全球重新布局是资本最大化的必然趋势，其既有利于资本的增殖也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因此，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情。基于本国个别利益的对资本和贸易的阻碍显然是以多边共同损害为代价的，既损害资本，也损害人民。因此，对于贸易的争端，显然用贸易战甚至脱钩来威胁，既达不到效果，又产生严重的损害。密集的跨国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将是一种必然的常态。这显然要求世界各国在协商的基础上，在法律、支付手段、税收政策等领域做出更大的一致化协调。
从文化维度，人类不同区域形成的不同文化，本质上都属于大的人类文明过程中的支流，人类文明从人类早期的起源地出发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状态和社会演化，形成了不同的多样的亚文化。因此，这些都属于整体人类的集体文化财富。近代以来，欧洲的崛起，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为主线而对其他文明排斥压制的态势，显然并没有站在平等和人类共同财富的高度来看待人类文明的多源流。人类文明最终显然在走向更大程度上全球融合的过程中，势必要尊重每一个支流其形成的文化习俗，在未来的整体人类社会下，尽可能的包容不同亚文化，并从人类不同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中，获取更大的智慧。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在互相尊重包容的状态下，形成相互融合又各自尊重的多元共同文化形态。
从权利平等的角度，无论是性别权利、弱势群体权利、还是少数族裔权利，毫无疑问都应该在尽大可能上给与尊重。然而这种尊重当然不是以损害一种权利而保护另一种权利。而是在更平等的法律基础上给与公正的权利保护。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一方面，权利平等的观念伴随着全球价值观念的交流逐渐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同样对于权利平等的保护，要求各个国家的共同进步。在这一进步过程中，既不能使用武力干预，也不能用一种观念去压制另一种观念。而是需要在反复的传播和影响的基础上，促进各国社会共同的在权利保护上的进步。
从国际信任的角度，世界大国需要对全球的共同事务履行更积极的担当责任而不是互相推诿指责。少数大国试图通过指责推诿的手段来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显然既达不到效果，又损害了自己的国际信誉。而国际性组织的建设，亦需要全球主要国家的支持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和获取信任。在一个缺乏信任的世界里，显然，充满了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的冲突。吸取了二战惨痛教训形成的今天的世界治理架构，需要更为精心的维护和完善，而不是肆意的破坏。这同样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积极维护。
四、当前我国应采取的若干措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面对全球共同的治理挑战和危机，显然中国应该积极主动，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
（一）积极承担起国际责任，树立大国良好担当形象
从全球来看，当前中国显然应该积极的参与正向国际事务，在防病抗疫、出口药品器械、提供医疗救助、促进全球投资和贸易恢复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并且对相关的国际性组织进行积极的支持和响应。西方大国越搞孤立主义，中国就应该越积极主动的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是实质支持全球抗疫战役，二是也树立良好的大国担当形象[34]。
（二）积极做好新的社会挑战的国内治理和促进国际治理
文明的示范意义不只是在国际上有所担当，更重要也是要在国内树立文明建设的典范。除了经济发展以外，特别是在政治文明、社会文明领域，在权利平等与保护角度，应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建设，并且在社会分配、劳动者保护、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以人为本的城市与社区建设等领域，进一步加大建设。从而不仅在经济上成为新兴大国，而且在社会文明建设和人民权利保护方面，成为世界的典范。在新的技术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必须要尽早谋划加快立法，从而将其纳入到有序的发展之中，并积极促成国际治理共识和规范的形成。
（三）坚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开放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越是外部环境压力大，国内的改革就越要深化和跟上。美国大危机后，罗斯福政府深刻反省，对行政流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从而化危机为主动[35]。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西方国家对中国依然采取了封锁歧视打压等政策，美国屡屡挑起最惠国待遇审查。然而，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深化国企等一系列改革，使得中国经济转危为机，实现了持续近十年的8%以上而通胀率低于3%（1997后）的连续增长。并为21世纪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外部的贸易战和国际压力并不能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为深化改革创造了时间和空间机遇。
（四）促进全球治理秩序的完善
在当前全球面临着包括技术、经济、文化冲突等各种领域的多元挑战，这显然要求形成更有效的治理体系。而有效的治理体系首先是要大国以平等的态度形成积极主动的国际治理参与和担当。否则，如果大国之间各行其是，那么整个治理体系很难形成。对于人类所面临的包括新兴技术、政府信任、文化融合等重大挑战，必须要越早形成一致性的全球治理框架越好。否则一旦酿成重大灾难，后果将不堪设想。包括基于人工智能、生物领域的无序竞争，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压迫，势必都会引发重大的全球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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