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在“三农”问题讨论中，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把国家汲取视为农业危机的唯一原因，其不证自明的前提是:只要国家退出，市场进入，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市场问题被归结为农村自身的问题, 但农业的市场在农村之外，它不回答中国农业的市场空间到底在哪里,今天的中国农业到底是否拥有这种空间?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国家的退出与否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检讨。而检讨国家汲取的历史动机，就必须把问题放在晚清以来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框架中，因为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的最底层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必须考察城乡二元对立产生的历史条件，它并不始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有学者认为城乡的对立与分离是与中国文明史相伴随的。但是，晚清以来现代化发展的压力所造成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与前现代化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不同的，这种区分正是我们认识近代社会以来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

　　秦晖、苏文先生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是有影响的著述。它把中国所谓“大共同体” 与西方国家模式作静态的结构主义式比较，却没有具宓睦?碧?目疾煊肟?梗?庵址椒?郾旧淼奈侍夤钩删窒蓿?虼烁檬楣刈⒌闹皇恰扒敖??缁帷保?挥邪阎泄?执???痰耐饫匆蛩胤沤??曳治龅目蚣芾铮?挥邪严执??兔褡骞?医?⒌娜?蚶?肥右胺旁谄淅砺劢ü估铮?佣?贾略谥泄??成缁崮诓垦罢摇案鋈嘶?钡呐┟窈汀鞍谕炎诜ü餐?宓淖杂伤接兄啤?成为其理论的目的和归属。全书整个论述都在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封建社会二元对立的逻辑基础上展开，这里主要检讨它对“封建社会”与“宗法农民”两个方面的判断。

　　该书把任何模式的“封建社会”界定分三个方面：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但这里的“自然经济”既不是重农学派魁奈的先验的“自然秩序”，也不是哈耶克式的自生自发秩序，这两者都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做合法性理论开拓的。该书的目的刚好相反：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作为东方专制主义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所谓“自然人”经济就成了“动物个人主义”，是“本能”也是“兽性”。自然属性的低级私欲与现代社会作为“社会规范”的高级“私有权”被严格区分和对立起来，以“物的孤立性与人的依赖性”而存在的封建社会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非商品化与非市场化的，市场即便有也是“被权力歪曲的”的打引号的“市场”，“宗法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从而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意义，唐、宋以来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被一笔抹杀。它拒绝承认中国乡村社会的“社会”性，否定“温情脉脉”的田园诗意义，宗法性是现代契约性社会的对立面，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人的“依附人格”：对“共同体”的依附。全书著述的重点正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否定性分析。

　　但是，中国历史中的“封建”到底意味着什么？学术界已经做了不少研究，但这些并没有进入该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讨论中。把中国传统社会不加分辨地统称为“封建社会”，是沿用了从西方现代性立场出发的自我“他者化”，也是本质化的建构。所以该书并不分析中国历史中土地制度与封建制度、郡县制度的具体的历史形成与展开，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私有制不断战胜宗法共同体羁绊与天然首长超经济权力的干涉而日益加深的历史”，地主的土地兼并是“进步的”，而国家的“抑兼并”是封建反动。在分析“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时，明明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其实以自耕农经济为主要形式，但却把这种“平均”主义认定为是中国社会比西方更“封建”的证据，因为“恰恰不存在‘自由租佃制’”，这是中国不能形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和最大历史遗憾：“‘朱门’之外有平均，‘冻死骨’中无分化”，不能产生如十六世纪英国那样的土地兼并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秦晖先生因此反复为英国的“圈地运动”辩护：

　　“我国的一些书籍往往把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描写成类似我国古代权贵恶霸‘跑马占地’强占土地那样的行为。其实，圈地运动实质上是‘自由租佃’运动，是封建主把其领土上纳税较少的旧‘佃农’赶走而代之以愿意缴纳较高地租的租地农业家（养羊业）。它与其说是用‘大私有’取代‘小私有’的运动，勿宁说是用自由私有权取代领主权的运动。”

　　没有提到的恰恰是圈地侵占了大量公共用地，这是很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重要原因。英国“自由私有权”的形成过程有国家机器的强大介入，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议会通过了四千多项圈地法，到十八世纪末全英国一半的可耕地已经被圈占。对圈地运动的指控和反对，并不是“我国”书籍上的专利，在圈地运动发生时期的英国就有，因为它带来了大量的乞丐、流浪汉和社会动荡，是当时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秦晖先生认为：“在实行领主制的西方，封建主也很难说是拥有土地支配权的，否则‘圈地运动’也就没有必要了”，圈地运动的必要在于把大片的耕地圈占起来发展畜牧业，是土地的资本主义化，但为什么恰恰从十六世纪以后封建主想到要获得“土地支配权”？那是因为城市发展对肉类和奶类的需求使发展畜牧业有更多的利润可图，而城市发展是与工业革命和海外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是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催生和结果，市场是在先的因素，是不能反过来叙述的。

　　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的农业革命必须与它的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因为是由同样的历史力量所推动的，是一根皮带所带动的互相咬合的两个齿轮。西方现代化的发生都是在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关系中彼此决定、塑造和完成的，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问题恰恰在于彼此的断裂与脱钩。

　　布罗代尔在考察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曾与意大利的米兰做了有意思的比较，米兰曾有非常繁荣的制造业，并完成了对周围农村伦巴第平原的“资本主义征服”，分散的土地归并成大庄园，生产方式也有很大进步，粮食与牧草的轮作制和“高级耕作法”传到英国，对英国的农业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为什么米兰和伦巴第的农村与工业部门经历的巨大变革竟半途而废，未能导致一场工业革命？”他认为完全不是技术原因，因为十六世纪的技术进步已经相当普遍，真实的原因首先是因为米兰没有归它支配的广阔的民族市场；其次是因为地产收益下降，农业不能赚钱。所以“米兰的失败也许适合证明，工业革命作为整体现象不可能仅靠内部，通过经济各部门的和谐发展而实现；它还必须凭借控制外部市场这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英国在十六世纪的中叶，工业远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尼德兰、德国与法国，但一个世纪后，情况完全颠倒，“推动工业前进而且很可能引起技术革新的还是国内市场的蓬勃发展”，原因是十六世纪人口增长了60%，城市人口由于工业化开始膨胀，农业生产落后于人口增长，所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整体上超过了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农业收入大为增加，农民成为工业品消费者，从而刺激工业生产、商业和进口。布罗代尔指出 “估计农业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忘记，英国农村很早就与岛国的民族市场结为一体了。英国农村被纳入市场网络之中，直到十九世纪初为止，它成功地养活城市与工业居民点”，“英国农村形成国内市场的主体，而国内市场是正在起步的英国工业首先与天然的销售场所”。在布罗代尔那里，农业革命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题中之义，是工业革命的一部分。但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这些内外部的市场条件都是不具备，也是不可以横向移植的：

　　“在民族市场起作用的不单是经济增长的内部条件。当今国际经济的现状及其分工的专断方式也阻碍着落后国家的起飞。本书已反复强调了这些事实。英国全靠其世界中心的地位，因为它是世界的唯一真正中心，才完成了工业革命。第三世界各国也企求和渴望实现工业革命，但它们处于边缘。于是一切都对他们不利……”。

　　应该说布罗代尔的这个表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中国的历史学家早就证明了明清时代的中国也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但为什么工业革命及其现代性后果最终还是首先在欧洲发生？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海外市场与中国朝贡贸易的区别何在？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等人就意识到，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与英国的差别，并不在于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关系，而在于中国不依赖朝贡体制来支撑自己的经济，没有内在动力将帝国的军事、政治与对外贸易直接联系起来。相反，英国经济严重依赖北美、印度和其它殖民地的贸易关系，所以英国经济内部存在着把国家与贸易体制直接联系起来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商人从事的“是一种有组织的、兵商结合的、在国家保护下的贸易”。（参见《亚洲想像的谱系》，见《视界》第八期）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同时说明世界市场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条件。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都是在关税保护主义的制度庇护下发展出来的，尤其是英国，直到十九世纪的头十年，占统治地位的不仅是保护关税，而且还有禁制关税，也就是国内市场对外国工业所有的制品一律不予开放，只是从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起英国才改变了自己的贸易政策，这是因为这时候它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面，而到了十九世纪的末期，当英国越来越因为美国和德国的竞争而受到损失时，就又出现了新的关税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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