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该书写作于八十年代，出版于一九九六年，表述中自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启蒙主义烙印，但作者九十年代后的阐述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有修改的部分，主要是对小共同体看法的改变：

　　“今天看来，我在写作本书的八十年代后期对‘问题’与‘主义’的看法仍然成立。而我在近期发展了的一些观点主要是：在强调传统社会共同体本位这一基本特征的同时指出中国传统的大共同体本位与西方传统的小共同体本位之区别，它导致西方近代化起步时经历过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即个体人权与大共同体联手首先打破小共同体桎梏的阶段，而在中国这一阶段可能会代之以个体人权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以首先打破大共同体的束缚。”

　　过去小共同体是大共同体的同构：“中国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比欧洲中世纪封建共同体的束缚更强”；现在小共同体成分与欧洲相比其实是弱的，而大共同体是“亢进”的。由于在“封建社会” 内部寻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自由个体”一直是其理论出发点与归结，改变的只是：过去用中国社会的宗法共同体比西方更“封建”来论证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现在要寻找充当从宗法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桥梁，于是小共同体便解脱出来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从批判共同体的宗法性到小共同体是中国农民“走向公民社会”之路，天堑变通途。在另一长文中，他论证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是用“个人”与大共同体联盟来抗击小共同体的（这一论述本身大可质疑），而中国是大共同体本位，所以用个体人权与小共同体的联合来抵御大共同体，这可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和中国公民社会之路。但是他并没有论证出从小共同体中如何诞生出自由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新的依附关系。难道小共同体本位就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相反则不能？如何解释近代由晚清政府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的开始，以及资本主义对民族国家体制及其霸权的依赖？

　　近代以来，中国的农民、乡村社会与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之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充满血与火的漫长而艰险的历程，惟其如此，如何在反思的视野中重建农民与乡村社会在现代性理论与实践中的主体性，已经是最迫切的历史课题。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施康强、顾良译，三联书店，2002年。）

　　2003年6月，上海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