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为什么要强调农村文化建设

　　申端锋说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我以为其根本则是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所谓本体性价值，是指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和意义系统，是个人行为中最深层的基本意义和关怀。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农村出现了各种光怪陆离的伦理性问题，也就是申端锋所说伦理性危机。

　　在传统中国，因为受到儒家影响，中国社会缺乏抽象信仰，而十分生活化和现实化，孔子说“不知生鄢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乃典型的中国实用主义。但是，实用主义不能解决有限人生的意义问题，也因此，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通过无限的子子孙孙的延续，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意义。徐旺生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子孙延续，与西方社会和日本都有巨大的差异，即每个成年男子都有延续子孙的责任、义务和愿望，而断不可将这个任务交与他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当成年男子结婚后没有子嗣，一般要通过过继来解决此一难题。因为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就使中国的纵向社会难以发育，人与人的合作变得困难，中国人自私的一面暴露无遗。西方社会和日本均是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才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其他人并无强烈的传宗接代压力。西方社会因此容易建立起纵向社会结构。

　　当传宗接代变成每个中国人的义务时，家庭的意义就远不止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宗教单位，是一个让人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个让个人有限生命找到无限意义之所，是一个人可以忍辱负重投入全部感情和身心之所。家庭的这种影响，仍然深深烙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比如，中国人的成功，往往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子女的成功，“望子成龙”，子女功成名就，自己人生就圆满了。而无论自己多么成功，子女不成器，则会深深地受挫，人生也无成功可言。家庭因此寄托了普通中国人的全部期待和希望，成为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本身，成为中国的宗教。家庭就是中国人的全部，面对着家庭，虽然有着各种矛盾、冲突，却仍然对家庭怀有信心。而一旦有人不能成家，传宗接代无望，则这样的人就可能会被抛离出来，成为社会中十分危险的不顾及基本伦理的力量。

　　中国人重家庭，家庭构成人生意义全部的现象，与中国人缺少超越性宗教，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因为有了家庭这个宗教，有限人生的意义就被赋予到了无限的子孙延续事业中，个人就会有长远考虑，有大志向，有抑制短期利益而服务于长远事业的决心。个人就会变得行为有底线，行事有耐心，做事有原则，就不会仅仅为个人暂时利益而不择手段。

　　不过，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家庭本身的宗教意义逐步变得成为问题。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快速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强力渗透，现代传媒的进入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都将现代性的因素强有力地嵌入到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中。尤其要害的是，这次现代性因素的进入，不象以前仅仅摧毁了农村社会的表层结构，而是在强有力地改变农民的价值和意义系统，这次改变之细密和彻底，是之前任何粗暴的表面改变所不可比拟的。简单地说，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到了21世纪，中国农村终于开始发生更为彻底而根本的改变，这就是对人的价值系统的改变，对人生意义的重构，对使人安身立命基础的摧毁。这才真正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在器物层面被打碎的东西，因为意义系统仍在，而可以重建，现在意义系统发生了改变，器物层面就无重建的理由与可能。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虽然最近10多年全国农村都处于快速的变迁中，但因为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地区在应对现代性因素的冲击时，反应的方式和速率各有差异，中国农村成为了展示现代性与传统碰撞，传统在与现代化的碰撞中节节后退的巨大现场（试验场）。

　　我们可以随意抽取当前中国农村现场的一些现象，来展示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变局。比如，地下基督教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快速传播，比如，丧事上跳脱衣舞现象相当地普遍。有人说中国农村传统中就有喜丧一说，也有庄子在妻子死后且歌且舞。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象上的类似，而在于背后的关怀。传统中国的喜丧说，是有其内在关怀和内部逻辑的，是有底线和原则的，是有文化意涵的，是被寄托了理想的。而目前丧事上跳脱衣舞，则仅是传统意义消失后，人们不知所措而以社会性竞争来替代之一种形式，不具有意义生产能力，且事实上解构了传统的丧事仪式所内含的意义。有村庄的老年人说，他们村近年来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人。子女虐待父母之触目惊心，到了用“道德沦丧”也无法形容的地步，且几成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有人说传统社会也存在子女虐待父母现象，但那只是个例，而非普遍现象。有人说传统社会生儿育女也是为了“多子多福”，指望子女将来赡养自己，所谓“养儿防老”。但传统社会“养儿防老”的底蕴是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与“传宗接代”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传统社会从来不存在单纯的养儿防老的考虑。

　　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家庭本身作为宗教的一面逐渐被改造，“养儿防老”从“传宗接代”中脱离出来，因此生儿生女都一样，因此生儿子不如养猪种树，不如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可靠，就变成了真理。而在当前中国农村，当父母已经垂垂老矣，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对父母的不孝乃至虐待，就教育所有后来者要为自己留下后手，而不能指望子女。因为传宗接代的消失，或家庭宗教意义的消失，生儿育女，“人渡人”（老田语，见《天涯》）就变成了一件不划算的事情。

　　在河南农村调查，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为什么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因为现在为两个儿子“操心”，将他们养到18岁，再为他们建房子娶媳妇，不是一个把容易的事情，而是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操心”是农民传统的责任，而非现代法律规定的义务。但为什么河南农民要生儿子及要尽为儿子操心的责任？生儿子当然首先是传宗接代，没有儿子是不行的。而为儿子操心建房娶媳妇，是因为只有儿子生了孙子，家庭传宗接代、子孙延续的事业才可以继续下去，有限人生的意义才可以被无限的子孙延续事业所建构出来。

　　但是，河南农村，农民也开始有些怀疑子孙延续事业的正当性了。一方面是现代因素将短期的即时的利益变得重要。一方面是子女对待父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越来越不可靠。也就是在河南，因为一方面传统的传宗接代仍在起作用，一方面子女不孝也越来越普遍，因而容易发生激烈的代际冲突。父母有千般理由谴责子女，子女则有万般借口来只顾自己。

　　一旦家庭代际冲突普遍化，且父母越来越指望不上子女时，父母也就留下更多后手，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自己养老的问题，而并不一定非得“养儿防老”，而一旦生儿育女与传宗接代的联系并不紧密，则传统的作为宗教单位、作为人们寄予全部期待与希望的家庭，就理性化了。

　　家庭理性化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家庭理性化就彻底改变了农民的意义系统和行为选择机制，就彻底改变了乡村治理的逻辑。之前我们讨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讨论在家庭结构不变，在个人行为意义系统不变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则是家庭结构已变，个人行为的意义系统已变。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要进一步讨论社会基础的家庭前提和个人基础了。

　　一旦家庭不再是一个人可以寄托全部生命的宗教单位，则个人的理性选择就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却又在情理之中。前不久到四川绵竹农村调查，在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民组，一位70岁的老太太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婚，不顾众多子女的一致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城里的退休工人。这个老太太的行为让我们极为吃惊，已经70岁了，家庭生活中，儿孙满堂，不说幸福，至少是自己辛劳一生所操持的成果。现在70岁了，有生之年并不多了，却抛弃过去积累下来的一切，而去追求那有点飘渺的幸福生活去了。不过，若仔细再想，则这个老太太的决定也是合乎情理的，她为什么不可以在有生之年通过嫁到城市退休工人，来获取剩余人生的安逸生活，假若说她与丈夫、子女之间仅仅是物质性的关系，而非亲情、爱情、宗教等更多的关系，则她的选择就是对的。恰恰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使家庭的宗教意义解体，亲情、爱情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的眼前的物质利益。

　　我们调查的川西平原这个村民组，并非仅这个老太太嫁到城里退休工人的孤例，而是已有三例老太太毅然决然地嫁到城里退休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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