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对于中国历代中央皇权来说，抑制土地兼并，保护中小自耕农的利益，防止出现大规模流民与社会动荡，正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历史理性之选择，因为历史的动机完全不同。温铁军对中国农业社会的研究表明，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所有权不可能向少数人集中，而是表现为逐渐分散，从而使农业资源得以相对优化配置。所以无地主的自耕农现象恰恰是在人地矛盾无法解决情况下最有效率的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养活更多的农民。秦晖先生总是说：“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世界上7%‘非农民’”，他忘记的是：农民首先养活了自己。正如韦伯一针见血地指出：

　　“旧有的经济秩序关心的是：我如何能在这块土地上养活最大数目的人？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秩序所关心的是：我如何能在这块土地上，以最少劳力，向市场供应最大数目的农产品？因此，从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角度来看，传统农村社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资本主义要通过农业、采矿、冶炼、机械来榨取资源，而几千年的传统却抗拒资本主义精神的入侵。”（ 《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

　　至此，新自由主义市场论的“人道主义”话语可以休矣。

　　其实为圈地运动辩护针对的是马克思的著名论述，但资本来到世界上滴着的血和肮脏的东西，岂可如此轻易就清洗干净？为圈地运动辩护的言外之意是清楚的，那就是为发展资本主义而牺牲小农利益其实是合理的“历史进步”。而只有当农民学研究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抹杀旧“佃农”的悲惨命运才是可以理解的。当秦晖先生批判权贵私有化的时候，他没有发现自己也在分享权贵私有化的前提吗？

　　秦晖先生《农民学•丛书》总序里明确说“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推进现代化，而不是‘反思现代化’，仅此一点就会带来价值尺度的根本差异。” 根本差异到底在哪里？拒绝对现代化的任何反思，其结果已经看到，就是对农民的牺牲，这种牺牲是首先把他们变成沉默的羔羊：替罪羊。激烈反专制的秦晖先生以另一种方式重复了专制的话语：“改造”！“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到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被归结为对农民的改造，剩余人口也可以被改造掉？

　　该书在分析“关中有封建” 时，例证是三四十年代横行于黑白两道的恶霸，他们对当“大土地私有者”没什么兴趣。这被解释为官（豪）与平民的冲突，官、“豪”不分，是没有看到这里的“豪”正是近代民族国家权力介入乡村后导致的杜赞奇所说的“赢利型纪经”现象，这却正是传统的“乡绅自治” 社会被破坏之后出现的社会恶势力，这些“政治机会主义者”不受传统乡村社会共同利益、道德和文化的制约，而国家由于治理成本的考虑和治理资源的欠缺不能对它做出有效的规范，导致地方权力与恶势力相互勾结，对下以国家的名义压榨，对上（国家）则克扣税收。这其实是“封建社会”受到破坏的结果，而不是相反。虽然该书看到“民国时代关中赋税之沉重变本加厉”，“陕西农村经济在30-40年代变得更加闭塞、更加实物化、更加自给自足，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实际上有所倒退”，但仍然将之归结为“封建”的等级和宗法，不论民国与传统“封建社会”有何不同，这种“逻辑”和“类型学”上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使得作者认为“近代因素在研究的抽象过程中可以舍弃” ！所以他不回答为什么恰好是三、四十年代会出现陕西农村经济的倒退，因为其理论视野里既没有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的全面破产与世界经济危机的关系，也没有对近代社会民族国家权力下沉的历史动机的分析，恶霸不当地主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现代资本家的创业与积累意识，而是因为农业在当时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根本不能赢利。目前中国农民最沉重的负担正是为基层权力组织承担运作成本，这是费税改革失败的原因，而基层组织的突然扩大与膨胀却是与改革开放，也就是新一轮的现代化发展同步的，这个过程中地方基层权力组织与黑社会勾结导致的一系列现象，也是老问题新面孔，历史总是重复自己，悲剧并没有落幕。

　　该书论证中国所谓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比西方中世纪更“封建”：西欧的农民受束缚于地缘共同体，他们的不自由是法律规定的，中国的农民受制于宗法血缘共同体，他们的不自由来源于“自然人”的蒙昧本性，用这种逻辑来证明中国没有发生资本主义是农民的“天性”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封建性。这种九十年代以来仍然被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运用和发扬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这种自我否定和自我“他者” 化的启蒙主义叙述的冲动到底说明了什么？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农民被“他者” 化的历史。在否定了传统社会的“社会”性之后，农民对任何社会共同体的需求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农民反动保守的证明了。该书用原子式的独立个体作为理想的模本来批判中国农民，把中国农民全面“他者” 化和客体化，形成西方式的市民理念与中国农民的对立，全不顾西方的市民理念其实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产物。这些现代性话语所具有的赤裸裸的强暴色彩让人触目惊心。农民之需要改造，是因为他们是“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越过的巨大障碍”，该书大量篇幅讨论农民的劣等性，从各个章节的题目就可以看出：“‘难对付的阶级’及其心态”、“人性的萎缩与人性的膨胀——农民文化的伦理观探析”、“非理性种种——农民思维方式探析”……，民歌、农民画、布老虎和“旧式戏剧” 都是中国农民非理性的体现。“理性的觉醒决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进化的过程，它与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原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理性的“觉醒”，宗法制下的中国农民是不配有“理性”的。如此“科学思维”的农民学研究，使我终于明白了一个历史的奥秘：原来中国没有如西方那样现代化都得怨中国的农民！

　　把个人从社会和历史中孤立地抽象出来，否定人的社会性，把经济活动与其它社会关系对立起来，这与其说是发现了封建社会的秘密，不如说是用“科学思维”从资本主义那里反向推导出来的，只是这里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一相情愿的。这是该书拒绝反思的现代化理论所决定的，因为现代化的逻辑正是排斥传统乡村社会和农民为前提的经济发展主义。博兰尼认为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探讨，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植根”于社会关系，如互助和亲属间的义务这种“互惠”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高利润的动机，所以经济行为是镶嵌在各种人类生活、制度和文化之中的过程。“自然人”和“经济人”的预设必须把个人从社会关系中分割出来的，是对社会和文化所造成的人类行为差异的否定，不仅是早期社会，甚至在当代世界中的某些地区，“经济——即确保人类生计的安排——埋藏在社会关系之中，受到宗教、文化、政治和其它的社会安排的制约，个人的经济获利取向只扮演了次要角色。” （《死火重温》，132页）博兰尼区分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重要意义，实质含义是指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和他的同伴”，因此经济是“人与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换”，形式含义是指“缘于手段——目的（means—ends）关系的逻辑特性”，而这两者的重叠仅仅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历史普遍秩序的呈现，所以建立在这种依赖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基础之上的分析方法，无法分析经济体的具体和历史的运动过程，因为这个历史过程实质上包含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各样的制度、国家政策、传统、习俗和事件联系杂一起，从而绝不能化约为单纯的以价格为中介的供求关系”。因此，看不到经济生活与社会的镶嵌性和有机性，用经济指标来横扫和“清洗”一切，必然导致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自然的灾难性破坏，这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正眼睁睁地在我们身边出现。这个“历史进步”的代价很可能会超过这个社会所能够承担的极限，因此，现代化作为历史进化论的许诺无法为这种破坏的合法性提供辩护。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法国农民的批判是秦晖等启蒙主义话语的主要理论援引：法国农民是装在袋子里的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作为西方启蒙主义话语的一部分，该文有特定的历史情境，这正需要对它的前提进行反省，而不是无分析地把它普遍主义化。秦晖先生从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进化论的叙述上认同马克思，也仅限于此。然而中国并没有一个有力量的资产阶级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挺身而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历史情境和模式无法在中国复制，这不过是另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例证。而该书的推论却是：“农民的代表即农民利益的体现者同时必定是农民的主子即农民利益的损害者”，结论是农民文化自身具有“反农民”的性质。先设定农民无法代表自己，然后指责他们奴性。农民“无力”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而自上而下的“民主”（为民作主）的反动性也应该由农民文化来负责，左不是右不得，根据这种贱民文化与贱民理论，中国农民受歧视和受压迫只能被理解为咎由自取了。建立在反国家、反社会的本质主义的“人”的概念，其实是取消和拒绝了任何从农民立场出发的权利诉求，因为已经无法落实在任何现实和政治的层面上，秦晖先生业已论证对国家（大共同体）的需求是农民奴性，对宗族社会（小共同体）的需求是封建落后，而揭竿而起是“民粹主义”！他们除了顺从地接受改造还有别的路可走吗？但即便是这种启蒙主义的改造之路，也没有给出一个靠得住的希望，因为它没有回答最根本的问题：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怎么解决吃饭问题？民工涌进城市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他们“理性”得不够吗？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