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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是规定国家预算决策机制的基本法律，其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94年预算法颁布后，社会各界就曾发表过诸多不同意见。早在2004年，全国人大即启动了预算法修改程序，直至今年才公布了修正案草案的二次审议稿，足见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博弈也同样激烈。此次修订能否实质性改善预算决策程序，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现代社会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需要财政投入。预算决定了政...
家族统治几乎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存在着。这已经是传统，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质疑。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中国的政治制度再一次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尽管很多人对人事安排表现出异常的关切，但大多数人最感兴趣的还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在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政治制度建设变得重要起来。每一次党代表大会到来，人们就要问：中国会进行怎样的政治改革？ 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不仅在中国国内社会各界没有共识，在世界范围内...
新中国60年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延续过程。改革开放前30年的民主建设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搭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后30年我们在民主政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前30年民主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和前30年奠定的民主制度框架内取得的。没有前30年的民主存量，就不可能有后30年的民主增量。 10年文革是中国正常民主进程的中断，即使是文革期间的所谓“大民主”，也...
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治理与统治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区别。两者的实质性区别之一在于，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正像政府的统治有“善政”与“恶政”之分一样，治理亦有&ldquo...
化解权力焦虑的基本原则是告别过去，回归历史真实；面对现实，不回避现实；可持续政治发展原则；走向宪政民主，走向未来。原则终归是原则，只有对原则进行阐述，才能明确地把握原则及其应用范围和限制范围。 一、回归历史真实原则。权力的焦虑部分来自于对过去的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实的还原会导致不确性的结果，或好或坏或不好不坏，或稳定或不稳定或稳定与不稳定共存，或合法性丧失或合法性获得或者合法性既没失去也没获...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求做到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突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普惠性。以党的号召和指向为契机，结合次债危机与欧债危机后的环境变化，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于提高人民福祉，保护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有效地规避养老、疾...
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这个时代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问题，不但超出了传统和既有历史经验能够解释的范围，而且也超出了我们的理智所能把握的边界，每个时代都有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特殊而紧迫的问题。数字化、信息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的“全球化”，正在把人类文明这艘大船带入一片未知的海域，既没有航海图也没有灯塔，我们只能在探索...
中国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将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国家带入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种“三高一低”即高收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增长模式及其“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集权体制是无法持续的，也无力将中国带进高收入国家之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其弊端将日益突显并沉淀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危机。比如“两极分化&rdqu...
群体性事件是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然而，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多将其视为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及，少有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认识阶段，大都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表现，有的甚至将起因、诉求、指向、表现各不相同的事件做简单〔1〕化的政治解读界定为“社会敌意事件”。这种研究的不足表明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缺乏起码的理性精神和基本的技术路线。本文试图通过对...
尽管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民族就走上了一条启蒙与救亡二重奏[1]的复兴之路，期间还经历了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但必须承认，就整体看来中国还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套用政策话语来讲即“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工程还远没有竣工。在这一背景下，要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就必须兼顾一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