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其时也”

 

 

　　“人类”和“命运”二词一经结合在一起，就赋予“共同体”以最宏大、最深邃，最具远见、最为感人的内涵，它虽然凝炼而准确地表达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但也超越了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信仰宗教、民族种姓、性别老少。

 

　　时隔不过一个多世纪，“生态文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音从一个东方古国发出，并得到了理所当然的回响，而中国自身正在步履维艰地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以“生态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进行研讨，把“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讨，在中国还很少见。这个议题表明，我们的研讨已经超越了生态环境问题，我们的最高目标是推动全体人类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共享永续、富裕、健康、和平和福祉。

 

　　“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演化为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是各种媒体上的“热搜”词，说明这已为中华大地上城乡居民所认同，甚至可以说正在演化为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一词，人们并不陌生。“生态恶化”“保护生态”“恢复生态”“生态技术”“生态经济”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词组都是在意指如何评价、监测、对治“生态”这一客观事物，其中当然离不开人类的能动性。而今天我们所研讨的“生态文明”，则把人类对于客体的认知、态度以及应对纳入到人类的意识、心理、道德乃至信仰的层面；它既吸纳了或者说覆盖了上面所罗列的那些有关生态的概念，而且更高出一个层次，融主观、客观为一体，或者可以换一个角度说，“生态文明”蕴含着这样的理念和感情：生态（中国人习惯于以“天”“地”称之），不仅仅是供养我们的物质，是我们的襁褓和摇篮，而且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等。

 

　　中华民族约在30个世纪前就渐渐降低了格位神灵（“天”）的地位，家庭、家族、邦国最重要的崇拜对象是祖先；“天”的格位虽然降低了，但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亲近仍然强劲地延续下来以至今日，这恐怕是今日之中国人“生态文明”观念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历史性基础。

 

　　人类出现“共同体”这一观念的由来也很久远了，姑不论古代人们的朦胧意识，且看近代以来各国学者的笔下，“共同体”一词及其实践就屡见不鲜。但在各种语境下，“共同体”都是指称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军事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等，其中不乏为了局部地区、部分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呼吁、论辩、实践者。上述的种种共同体理论和实践，或者虚有其名，或者在经济利益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或者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如今，中国的执政党，洞察了人类和地球的古今之变，审慎思考了中国和全体人类的未来，吸取了众多先哲时贤的智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命题和响亮倡议。“人类”和“命运”二词一经结合在一起，就赋予“共同体”以最宏大、最深邃，最具远见、最为感人的内涵，它虽然凝炼而准确地表达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但也超越了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信仰宗教、民族种姓、性别老少。简言之，它冲破了几千年来人类自设的与他者之间的藩篱与鸿沟，勾勒出了全人类美好的愿景；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倡议和目标很快就得到多国领导人的赞赏和呼应，并且写进了联合国的多个文件中。

 

　　“生态文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音为何从中国发出

　　“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似两个领域的理念，实则二者密不可分；它们之间有着包含、重叠、相近、差异的关系，甚至还存在着基础与在其上面建起大同世界之间层次的不同，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我们清醒地知道，要让“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理念，要让大大小小食利者、嗜血者等一切违背大自然和人类永存发展的念头和行为得到遏制、消除，并让他们悔恨、反思，不再传宗接代，是一项极其艰难、极其悠长的历程。中国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曾经惊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时过13个世纪，从陕西南部通往四川盆地的“蜀道”已不再难，我们不仅修成了高速公路，还建成了高速铁路。80多年前，中国红军靠意志、信仰和双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做出了极大牺牲，终于形成了一股钢铁般的力量，为今天的中国打下了牢牢的基础。毛泽东主席在红军到达陕北后赋诗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把这首诗和李白的诗句放在一起朗读，岂不引人遐思或不禁发出换了人间之慨？中国人民有过多次古代的和现代的艰难苦恨经历和体验，所以有决心和信心坚持并呼吁人类划时代地觉醒过来，这诚如中国俗语所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希望中国人民的这种自信能够跨越空间，感染并传递到更多国家的城镇与农村。

 

　　我们还应该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有社会以及知识精英的焦虑和呼声，就能够形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共同行动吗？19世纪法国和英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傅立叶、夏尔·欧文、克劳德·昂利·圣西门都曾提出过类似中国人自古及今所梦想的“小康”社会，甚或其中也有了“大同社会”的影子；傅立叶和欧文甚至大胆地进行了实验，但是他们还是失败了。他们的理想未能实现，虽然曾经也受到过一些人的嘲讽，但是，他们的呼声和行动作为人类思想的遗产仍有其不可磨灭的光芒。时隔不过一个多世纪，“生态文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音从一个东方古国发出，并得到了理所当然的回响，而中国自身正在步履维艰地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两相参照，傅立叶等先行者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他们缺少了一个系统的、符合人类和大自然生存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更缺少一个忠诚奉行并发展这一理论和方法的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必须心里装着全国人民乃至全人类，唯独没有“自我”。或者可以把先行者的遗憾简约地用一句中国俗语概括：他们“生不逢时”。当代世界性的危机和格局，“此其时也”。从2013年到现在，习近平主席单就“生态文明”发表的文章和讲话已达85篇，单就这一点已经可以窥见出为什么“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理念首先由中国提出来的深层原因了。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本文为作者在首届普洱（国际）生态文明暨第四届普洱绿色发展论坛上的演讲，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