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三农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很显然，内地那些农业剩余通过市场和提取这两种形式、两个管道往城市输送。向城市输送以后，内地人只能作为一个打工仔到这里来再赚一份工资，这实际上是二重剥削。城市则在财富的话语里面给你一个恩惠：这是我给你制造的就业机会，我不养活你你就要死掉。所以我讲接轨时，要讲历史这个维度。上海这个话语好象和英美的最新的话语、最新的情况接轨了，其实不然。

　　历史这个维度十分重要，但是，历史这个维度有几个点必须注意。我觉得改革开放二十年， 1980年是个点，因为1983年就分田到户了。50年代上溯到1900年（或者是五四时期，都放在那一段），再就是1848年，往上升到1500年，作为我们研究的往上追溯的上限时间，因为你再往上追溯的话就没完没了了。为什么把1500年作为一个上限时间，近代史教育告诉我们，中国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进入现代的，但是我觉得1500年这点和国际接轨没什么大的差异，西方是1500年，我们也是1500年。原因有两个，因为1500年有两样东西输入中国，一个是南美的白银，大概是1530－1540年，葡萄牙西班牙人已经出现在南中国海，和中国海上贸易。大量的白银是通过他们那里进来的。那里的贸易发达了以后，日本也和中国开始贸易，也在南中国海贸易，所以出现倭寇事件。现在倭寇事件已经研究清楚了：倭寇大量的还是汉人，尤其是安徽省南部那些出去做生意的人。在那里，他们打扮成倭寇一起进行抢劫。1500年白银的输入和南中国海市场商品经济的发育有密切的关联，和张居正的改革——就是把实物税改成货币税都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是南美作物和欧亚作物两大生物圈的交流，和整个欧亚大陆人口的增长，就是前工业化时期人口的增长是有关系的。我们的人口增长与玉米、红薯、南瓜、烟草、辣椒（都是来自南美）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大量的山地、丘陵地被开垦和使用。第三个就是晚明时期天主教传来了所谓科学、传来了天文学、数学等等，这引起了中国建筑风格的变化以及中国知识界的对数学的观念变化。以后的一些大学问家一般都是研究数学的，我们的思想史原来没有研究这个问题，我这里顺便说一说。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从1500年开始研究就可以了。所以历史这个维度，我觉得是解读当代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个就是理论这个维度。这个问题又使我们困惑，因为100年来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全部地（不是个别的）都来源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主干词（就是关键词）280个全部来源于日本，象经济、哲学等词都是从日本来的。经济这个词原来是经邦济世的意思，日本人怎么会用这个词去搞economic的翻译呢？280个词（我们语言学家都梳理过）都来源于西方。日本用汉字去翻译西文，然后我们从日本搞过来，倡导者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他跑到日本去了，日本字很好学，他3个月就学会了。当时不往法国跑，不往美国跑，因为那时比较穷，路费又很贵，东渡扶桑，很近，文字又很通（估计当时的日文中文字量比现在高得多，一般三个月就可以全看懂）。结果大量的教材从日本翻译过来，就是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使得100多年来社会科学的基本性概念、理论全部来源于西方。伟大、创新有如毛泽东者，他也不过是提倡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的课题。所以中国所谓不同的学派就是从西方找到比较对自己胃口的那个学派与自己当下的要求结合起来，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派别。所谓本土云云，传统文化云云，实际上是没有的。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有人把梁漱溟叫做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对。他其实是尊重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也尊重西方的权利。他不过是认为要把西方的东西和中国传统的伦理的东西结合起来，搞成一个既非一个松散的差序格局的伦理实体，也不是搞成西方那种群已界限清晰的团队，而是试图结合起来，这个结合我们知道是失败了。几乎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都用西方的某种价值去看中国的东西，然后发现那些东西中国古已有之，然后再来赞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的《诗经》里面有“彗彼小星，三五在东”。就说，你看八大行星，三五就是8大行星，我们都发现了，比西方人早二千多年，然后就开始觉得舒服起来了。所以，近代以来的话语的输入给我们民族奠定了两大基础：一、认识中国的规范，是一种认识工具。二、更重要的是价值规范，它规范着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规范中。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等，以及转轨、接轨都与这个规范有关，都摆脱不了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就是用西方学者的概念来考察中国的事情。在此，我们不能一味地拒绝，拒绝就意味着沉默，除了沉默你没有任何办法，你一张开口，那就是西方的话。当然西方话语并不意味着西方霸权，你跪下，它就是霸权，你站起来了，那个霸权也就破灭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西方输入的理论和我们观察到、感受到的基本经验和现实，在两者之间有一个双向的流动。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的现实和经验本身，并不能完全由西方概念来加以规定。相反，必须根据我们的经验来修正西方的概念。这个过程我把它叫作把西方的概念、理论根据中国语境进行语义学上的转化。你必须转化――语义学上的转化，没有这个转化叫照搬，有这个转化叫创新。这样一来，概念可能还是来源于西方，但实质不一样了。毛主席就有很多创造性的转化，“党内有个资产阶级”西方人就听不懂，。如果不进行语义学上的转化，那些概念（指来自西方的概念）就都有问题。

　　最早意识到研究中国――用西方话语研究中国（这种方式）可能存在问题的西方学者，在我看来，可能就是费正清。他反复强调、告诫西方学者，千万不要用西方的专制、民主、地方自治，政党等概念去理解阶级斗争等中国问题。他说中国传统政治可能就不是专制一词能概括的。他反复讲到这个问题：明清以后的县乡，也不是类似于美国的地方政治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也有问题的。他并不是要抛弃这些概念，但在运用这些概念时千万要注意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觉得这个人的那些告诫十分的有道理，而我们自己本身往往忘却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研究问题当中，一定要让直接的、经验的、事实的东西充分地对心灵开放，然后不要以理论去套事实。在这方面，我曾说过：把理论悬置起来。悬置不是否定它、抛弃它，而是要求研究者以一种无知的心态进入调查现场。在这个意义上就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前，当然要有目标、有目的，要有调查计划、要有方案，但这些不要太强烈，要让新问题――你自己感受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来。这些感觉到的，也就是老百姓迫切地意识到的（东西）。所以研究问题哪里来，老百姓那里来。老百姓那里即是一个社会事实――你需要的社会事实，又是一个价值――百姓的需要就是价值：他感受的痛苦和期待当中有他的价值，以此作为我们的研究，他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眼睛。

当然，我们可以站在更全面的资料分析上和更高的视点上来观察农村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现在的农民你不能小看，我常常很惊讶：有一些小伙子，他跑的地方比我还要多。他走南闯北――因为他到处去打工，初高中毕业就到处跑，跑的地方就比我多。而且有的人还积累了一些社会思考的能力。我上次接到一封信，就是一个从湖南到云南钟甸去打工的一个人，他正好看到了我那本《中国七问》，就写了一封信来，言辞非常尖锐。他说，这样子下去，我们这批人是没有出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真的不行的。里面充斥着一种对社会秩序变动而产生的焦虑和躁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陈胜、吴广不就在这里边吗？洪秀全不就在这里边吗？你以为他没有话语权，但现在的这个话语权都是人为地堆砌起来的。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去考那个东西：考硕士、考博士、考副教授、考教授、考博导，然后造就了一种学术话语，这种话语很容易被颠覆。我们原来那个八股话语一下子就被颠覆了，结果作了一千多年的八股文没有一篇文章留下来，我想起这个就可怕。所以，我讲，立场问题确定以后，方法就成为一个问题，我主要是讲方法论，讲了三条。

　　另外，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当中，恢复某种实践的能动性，经验的主动性。这个经验实际上就是我们调查的农民世界，它有权力修改理论，有权力来重新界定概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建议把日常生活当中某种普遍被使用的语言、名词，考察它是不是有一种上升为理论概念的空间。我们老百姓的日常语言当中有些是非常具有表达能力的，对于那些词，是不是可以稍为上升一点，这样，就逐渐会形成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大家在农村研究中的某种共同概念，这样就会让我们自身的经验和老百姓的话语获得更重要的一致。他有权来修正西方理论，而不是用理论去套。现在我们的法律就套得很厉害，因为它属于罗马法系，经常有那个财产、产权啊这些我们民族原来不习惯的东西，而且很拗口，像我们都不大懂的一个拗口的词――法律词套下来，套得成功不成功就很难说了。但是那些少数民族地区不买你这个帐。比如说我碰到一个事，按照现在法律，父母的财产兄弟姐妹是可以平等地继承的，但我跑了几个地方，都不是这样，还是用老办法，都是儿子继承，没有儿子的还用侄子来继承。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女儿也可以继承，但继承的话，就断了娘家路。就是说父母死了，没有兄弟，女儿出嫁了，如果你要把那个财产继承过去，就断了娘家路。她如果不继承，由侄子来继承，那么，如果那个女孩子被夫家欺负了，村里一帮人就浩浩荡荡地去给你申冤去了，那个丈夫如果不老实就揍你一顿。确实也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女儿回来分割财产，后来果然就断了。从女儿的角度来讲，她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但最终与村里断绝了联系，而且整个村里的舆论都谴责她。像诸如此类的东西，由于我不研究法律，就不清楚了。因为现代法律是都认为这是传统的、都是落后的、都是非现代的东西，但是它却比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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