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三农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在转型时期必须优先阅读的一本书是社会生活的这本大书。他们老嘲笑我是经验主义，他们说你东跑西跑干什么啊？你知道得多，但是你理解得一塌糊涂啊！你脑子有问题啊！他们这样说：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去搞那些杂碎干什么？那么我说：你们才有病。如果社会处于常态的稳定时期，秀才不出门，了知天下事，可能是个真理。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的事实系统已经和原有的语言系统、理论系统相背离了，理论在这里，它跑到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强调生活之树是长青的，理论是灰色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你破万卷书，也必须要行万里路，就是搞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阅读社会这部书的不二法门。这里我要坚持毛主席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每一个点的调查，就是社会这本大书的一页而已，书总是要一页一页去读的，所以调查是阅读社会这本大书的不二法门。你没有涉世，就没办法知道社会生活是如何的。对复旦那些朋友我这样讲。但是对在座的，你们已经认识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而且已经从事长年的社会调查，那么我要说一句相反的话：直接的经验的是最抽象的，真理是具体的。没有比直接的，眼前看到的东西再抽象不过了，只有真理——抽象的真理才是具体的。这个重要的命题是我们这些搞实证研究的必须要加以重视的：这就是对直接呈现的事实的解读，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车上我和韩德强一路讨论，讲他爸爸的一些故事。他爸爸讲他的故事，就是story，结果，他爸爸不能赋予他的故事以意义与解释，韩德强就能够赋予它，因为他儿子是一个教授、是一个学者，那不一样。他父亲是一个生活者，在世的实践者。如果在世的实践者的经验本身就具有科学意义，要我们干什么？科学就成为多余，理性思维就成了多余的东西。对我们来讲，这个方法就强调第二个。就是说，实践的东西是昏暗的，理论是明亮的、具体的。

　　怎样阅读直接的东西，需要一种方法，我自己常用大概有如下三个方面：

　　把当下局部的经验（因为经验总是局部的，你调查某一个村、某一个乡，哪怕调查某一个县，那还是局部的）放在它的整体里面加以解读。把局部放在整体，这个整体的边界是无限的。困难就在于确定这个整体的边界。比如说，你到村里面调查，那么乡镇是不是整体，县是不是整体？或者说中国是个整体。这个整体我认为要按照调查者的需要来设定。尤其是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面，国内发生的某种现象，它和国际资本运动有关系。所以这个边界，就是你调查了某一个局部问题要放在一个更大的整体里面来加以解读。我通常是把县作为一个整体。县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语言的一个单元，它比较完备。而且县在历史上渊远流长，县的历史一般超过国家的历史――一个国的历史、王朝的历史。据说现在有十分之一的县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秦汉设县的时候，有1500多个县，其中边界和县城大体保持一致的，现在还有十分之一，极其稳定。所以，这个局部和整体，就是你研究局部问题时，应有个整体关注。这个整体边界在哪里，由研究者自己设定。

　　第二个方法就是把社会事实放在历史背景里面去。把历史的维度引进我们的调查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现代的社会科学对历史的维度不太注意。自然科学可以不注意历史这个维度，你看我们自然科学的教程安排，只有概论，没有史的。而人文学科，例如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其实无需概论只要史。

历史维度对于我们民族的当下情境尤其重要。因为我有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是从克罗齐那里来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把它更极端引申：一切传统就是经验。一切传统都生活在我们当下，那些曾经发生过，而又死亡的东西，概括不了传统。传统是传下来的，统一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观念，甚至我们的制度、语言里面去的东西，那才叫传统。这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语言，这是毫无疑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而语言又规定了一个民族透视的方式。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农民负担问题。分田到户以后，农民千家万户面对着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要对千家万户征税费，当然可能有过度征收，然后就有这个明白卡，各省市都有这个明白卡。但从设计这些明白卡的人来看，他们从来就没有去参照历史上的明白卡，而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认为这是新问题、新情况，并且是用了一个新办法来解决。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新情况就是老情况，新问题就是老问题，新方法就是老方法。我查《清实录》，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关于这个明白卡就写得明明白白，它叫御制单，或叫御制有单，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三联单，叫滚单。不仅一模一样，而且比我们还详细。一年它分成10次，共有10格。每一年每一个农民每个月都到县里面去交。而且原来还规定吏不准到乡，下到农户里面去征讨。因为征讨时别人要留饭吃，可能别人一个鸡就给杀了，给吃了。这样，他为了收一块钱的负担，结果农民花了五块钱（那个鸡可能值五块钱）。所以不允许吏到农民家里去，比我们现在还优秀。我们现在是分春秋两季征的，唐朝这个两税法，它也是两季征的，有的是一次征的，即秋收以后一次征收。清初那时是分十次征收，它也有制度安排的，但实际执行结果却有许多弊端。为什么？印明白卡，印御制有单是要钱的，要成本的，县里面没有这个财政预算，结果印这个卡本身就成为农民负担。你一张卡一块钱，结果他收农民两块钱，他又赚一块钱。

　　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来解读就可以知道，只要你是小农经济，只要地方政府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是小农经济的小农剩余，这些问题就必然发生，你不管怎么改都会发生。而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祖先已经是想了最好的办法，我们不可能设想出比它更好的办法。而执行当中出现的问题过去发生，我们现在也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地方财政即以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迫使中西部那些农业大县必然落到这种境地，不管你搞精兵简政（它很快又膨大起来了），还是税费改革。这样，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对改革基本上是不持乐观态度的，因为有好多这类的问题存在。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关于现状和历史的例子。有一年，我到开封去看包公祠。它正好有一个石碑，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到包公那个时候，开封的尹府 (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委书记＋公安局长这样一个职位)一共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共80－90任，包公大概是第71任，包公任期是1.4年。当时的任期规定是三年，是短任期，但没有一个官员是满任转任的。后来我一查我们这五十年来，原来是3年一任，后来是4年，97年以后再弄五年，我指的是县这一级，乡这一级是3年。短任制和迥避制，从宋代就开始逐步完备，明清时得到强化，共产党又继承下来。我们也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在寻找新办法，但结果却往往发现它是个老情况、老问题、老办法，历史在那里延续了。

　　所以必须要有历史这个维度，如果没有这个维度，那你就认为这是个新情况、新问题，它是一个新方案，与时俱进解决了什么问题。你以为是这样，而实际上不是。因为历史在那里，历史不能被中断。认为一个民族的思想家可以中断这个历史，树立一种新的制度，然后按照这种新制度来有效地运作，那是一种天真的幻觉，是18世纪的幻觉，启蒙学者的幻觉。马克思不这样认为，马克思认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没错。但它是在先辈留下的传统――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传统起制约作用。13亿人口的传统，16亿亩耕地是一个坚实的传统，这个问题你留下来了，传下来了。你那个江汉平原的土地估计也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甚至更久。有的可能开垦得晚一点，有的开垦得早一点，但起码是上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历史。黄河流域可能开垦得更早一点。所以每块土地就是传统，就是古迹。你不必要跑到什么地方去看什么古迹，只要土地里一蹲，把那个细砂拿起来一翻，那就是古迹。有先辈的血汗在里面。实际上我们就是古人，延续下来的古人。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说这个传统是活的东西。我们对当代的现实的直接的经验的解读，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过程来看，这样会清晰一些。比如说整个江浙一带的兴起，城市的现代的话语权的迅速复活，完全可以和二、三十年代接轨，真的可以接轨。比如20、30年代的上海，经过繁荣时期，又全面进入凋敝时期。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观察到这个现象。他说因为内地乱，三流的地主跑长沙，二流的地主跑武汉，一流的地主（大地主）就跑到上海做寓翁去了。他把大批的地租转化为货币转入上海购房子，房价不就上涨吗？他们还要消费，而且是高消费，当然就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上海的房价在20、30年代基本上被内外资本操纵着，和现在一模一样。（韩德强：茅盾的《子夜》中有一个人，通过对乡下大片土地的地租来养上海的房子。曹：对，一模一样，韩：所以北京、上海现在就是全国财富的吸血中心，这一点没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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