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茂春：三农问题的历史渊源、国际现状和全球化对策

　　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只有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的新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与其他问题一并得到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伦理、法治、流通、自然科学百科、WTO、经济外交和哲学，是当今社会学中最大的一个系统工程。

　　一、“三农”问题的四大历史性悖论

　　（1）重农而贱谷

　　中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也不绝对），但所谓重农，是为了天下温饱、社会稳定而不是尊重艰苦的农业劳动和劳动成果。重农抑商在口头，“贱食贵货”（《逸周书》）是结果。朝廷控制粮价是历代御农之法。“故谷日渐，而民日穷而赋日诎”（顾炎武《钱粮论》）。

　　对农民的任意摊派自古皆然。诗云：“不嫁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三千年前，河南农民就求官府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汉书·食货》云：谷贱伤农。虽在盛唐，官府对农民同样是横征暴敛。压低“余粮”价格、垄断农桑流通渠道的做法也是自古就有的传统。白居易问：“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

　　所以，虽然历代君王深知“民之大事在农”（《国语·周语》），但基本上都在说一套做一套，然后品尝贱谷伤农的苦果。“三农”问题的起伏与王朝更替基本一致。

　　(2)农民虽为国本，却从未有过国民待遇。

　　自古君王和官吏、文人才子都是轻贱农人的。所谓“民贵君轻”不过是为稳民安民所编的口号。孔夫子是最诚实的人，他说出了别人心想而不敢说出的话。他的学生樊迟问三农问题，孔子拒绝回答。樊迟离开后，孔子一反常态，指着他的背影对其他学生说：“小人哉，樊迟也！”（《论语·子路》）他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古人有君子与“不肖”之分。依照圣人的意思，农民当属“不肖”即小人一类。延至近代，就是不给农民国民之基本待遇与权利。白马非马，农民非民，根在轻贱农人的旧伦理。

　　无论古今，都有官员视农夫如“刁民”，非严管不足以安定。故农民历来不享有种与不种的自由、种此或种彼的自由、卖与不卖的自由和决定卖价高低的自由，更无流动迁徙和自动移民的自由。笔者问一官员治农何以太严，彼答农人觉悟太低，“一放就乱”。他还举例说农民犯罪如何残忍等。我问：“中国农民，世界觉悟最高。我们需要时，他们会把最后一粒粮、最后一片布、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个四龙儿、最后一滴红嫂奶全部献给我们。这些农民在旧社会都有的觉悟，怎么到新社会反而没了呢？”彼答，“他们没文化，为了几十块钱可以杀人。”我又问：“是谁让他们没文化的？又是谁让这些先天老实怕事的农民到了为几十元而杀人的？不正是你我这样的脱离了农村的人吗？”多年来，城中的经济每次危机由于逐渐通过剪刀差转嫁给了农村，才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而真正受到伤害的就是农民。即便是最不开放的文革时期，我们城中所需的各种外国高档药品、治病防老的器械、内部批判的影片资料、防水技术和工具，不也是通过农民上交公粮再由我们出口换回外汇才能购买的么？旧观念不改，三农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3）改革不断，重负不减

　　农民，包括一般中小地主和佃农，其土地所有权、租地权及财富自古没有安全感和法律保障。两千多年发生了十余次王朝更迭、百余次华夷征伐，千余次穷人造反，万余次邪教闹事。所有的动荡，农民都深受其害。而所有的政治变革，都打着为天下农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各类口号，并对农民许下了形形色色的诺言。一旦事成，第一件事是从新瓜分土地，从新制定税赋，重新分财分粮，重新实行低价专营农产品，重新圈地兼并，重置农民于水火。

　　动乱没有给中国农民带来任何实惠，而历朝自身改革又如何呢？历史上第一次有名的改革是唐朝租庸调法。建中元年（780年），改按户财产多少定税额，规定除粮食外，所征的其他实物皆折钱计算，分夏、秋两季征收。又称“两税法”。这次改革本来是想减少农民负担的。但结果如白居易所说：“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勅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重赋》）及后来的宋元两朝，均有改革。“一条鞭法”在明，“摊丁入亩”在清。但每次改革初农民负担社会下降一点但很快就会加大到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清朝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所有的改革为何不能真正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关键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财产权的保障，没有土地权的相对稳定，地主和依附于地主的佃农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权贵、军阀和新的征服者的利益在没有力量制衡的情况下，不可能自觉减少自己的物欲。故所有的改革都最终归于失败。

　　从微观处分析，历史上每项改革措施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积极帮助“三农”的作用，但“人丁、财货、田亩”等基本元素也在不断变化。事过境迁后，新法又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制度了。而法的改革又总是滞后于时代的变化，新法如不与时俱进，有时不如旧法。

　　（4）扶农在表，坑农为实。

　　在没有解决农民参政的透明度问题和农民基本民权的国民待遇问题之前，应当承认，农民是社会的底层，是被边缘化的低层阶级。历代农民出人头地的出路只有两个：冒死立军功以改变贱民身份；发奋读书以登科举之金榜。当今农民的子弟奋斗的目标也还是不再务农。

　　然而绝少有人像孔夫子那样公开诚实地表示看不起农民，而几乎都是以“爱民如子”，立志“归农”，“扶农劝农”的农民父母形象出现。即使有实意帮农者，也无实力节省朝廷、官府、战争的巨大开支，如荣国府贾珍所说：不向你们（农民）要，向谁要？（《红楼梦》）

　　历代“三农”问题之要害是未把农民公民化。征、调、摊、派本无过。但要多少，得协商；用在焉，须透明；立新法，当通变；新更新，当俱进。而封建时代没有细加调查的制定新法往往又是一场巧取豪夺，故明末学者任源详在《赋役议》中挑明：“是故谋利者巧立为一切之法，以愚天下之耳目。”

　　总之，今之“三农”问题与我国历史上贱农、戏农、伤农的旧伦理、旧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用新市场伦理和法制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价格和税收问题、农村城市化问题和农民地位问题，而不能走进一个又一个的旧怪圈。

　　二、“三农”问题的因果报应

　　每一个政策都会有一个结果。扶农，则粮足；养农，则天下安定；教农，则礼义兴矣；贵农，则天下无事。反之，也有一个回报。各国皆然：

　　垄断农产品——农产品走私。

　　欺骗农民——农民以伪劣产品报复。

　　愚弄农民，不使之受教育——文盲不知合理施肥施药，食品含毒量越来越大。二百年伦敦市民曾饱受毒害。

　　不给农民以人格平等待遇——农民就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说了还要做。

　　不允许农民自由结社和自由选举——农民就秘密结社，普加乔夫、谢司起义均从结社起。

　　今年卖粮难——明年不种粮。

　　农产品风险最大，农业“靠天”的依存度最大。农业生产也是最为艰苦，所以，各国最理解农业生产者的是地主。历代敢于无情压迫农民的多为权贵、军阀和官府，而地主一般不敢。他们往往是先被官府压榨，转而压榨农民的。地主直接接触农民，一般也不敢怠慢农民。贾珍也会善待乌进孝，凤姐也会礼遇刘姥姥。欧美日各国如此重点补贴农民是因为过去吃了轻贱农民的苦头。

　　在西方政治制度中，由“三农”问题牵扯到所有的产业行业，所以不到1%的农民左右了90%以上的利益集团。因而各个阶级的代言人不得不竭尽讨好农民以争取大多数选票。这也是国际农产品自由化进程十分缓慢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农”是问题，但决不是包袱。关键在于要以人为本、还农民以平等自由之权利、让农产品、农村服务、农村乡镇企业有从符合国际惯例的平等待遇和平等竞争的机会。

　　美国学者摩尔早就断言农民问题是影响世界大国现代化转型的最重要因素。英美法意较早解决了这个问题，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德西日俄随后也解决了农民问题，也转入了强国行列。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三农”标准就是： 农民的国民化 、农村的城市化、农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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