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 赵农：决策权的配置与决策方式的变迁——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系统思考

　　总之，理论上的混乱必然导致政策实践上的失误，一方面，混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以及不同层次公共决策和公共产品的区别，另一方面，仅仅针对公共物品的投人（税费）而忽视其投入与产出的关联，不仅是目前农村诸种问题的根源，而且注定了农村税费改革“搁浅”和失败的命运。

　　五、结语

　　本文从私入决策和公共决策的分野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建立了一个考察农村问题的理论框架，并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对我国的农村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上和逻辑上一致的解释，进而对当前的农村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我们认为，理论探讨的目的在于解释世界，而恰当的理论解释则是有效改造世界和政策实践的基础。此外，本文的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考察农村问题，而且可以分析其他一系列问题；本文的分析方法也为考察产权的作用方式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

　　[注释]

　　[1]在罗马法中，dominium一词意味着领域（私域），在英语中译作“my home is mycastle”，即“我家即我城”。是指人们在家中有一个自治的空间，可以自由行事，不受外人干涉。

　　[2]在公共选择中，由于高昂的信息成本和非常有限的收益，很多人往往消极无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于已不利的集体决策。这种情况被称为“理性的无知”（Downs ，A.1957）。

　　[3]泰国对有功将士给予土地奖赏，这构成土地私有化的有效途径；当时产权的清晰程度，可由父亲使用儿子的扫帚必须有借有还而得以说明。

　　[4]王莽改制对于井田制的复辟，可以视为一则例外。

　　[5]诺思说：“当动植物相对于人类人口的需求还算丰盛的时候，就没有激励机制去承担因建立对动植物的产权所产生的费用。只有在稀缺性增大的过渡时期内，才值得去承受建立和行使产权所必须的费用”（pp.90）。

　　[6]关于合作经济方面的研究，请参阅张晓山和苑鹏（1991）。

　　[7]在高级社的形成过程中，社会矛盾变得较为尖锐，其突出表现为富裕中农与贫下中农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8]参阅1954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逐渐社会主义化问题复东北局电》。

　　[9]1979-1984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98％，其中种植业年均增长6.61％；粮食年均增产170亿公斤，棉花增产1，300万担。1978-1983年，全国农民的净货币收入由381亿元增到1，127亿元，年均增长24.2％（参阅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7）

　　[10]至1983年，已有97.7％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生产责任制（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研究课题组，1993）。

　　[11]关于国家农地政策的完善，请参阅以下主要文献：19鼬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199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后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95年3月，《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1997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

　　[12]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达到4.07亿吨，仅用6年时间实现粮食增产1.03亿吨（相比之下，在传统体制下增产1亿吨却历时20年）；至1996年，粮食总产突破5亿吨大关，增产亿吨也用了12年的时间。

　　[13]据杨学诚等（2001）调查，在“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实施前，有89.6％的村进行过次数不一、程度不同的土地讽整。平均调整3.9次，其中大调整平均1.9次。讽地次数最多的为23次，即一年一讽。

　　[14]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8月。

　　[15]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分地、调地、土地用途的指定和转换、以及土地费用的调整等。

　　[16]2000年8月，江西省委农工委《农村发展论坛》杂志社常务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编辑成《减轻农民负担手册》，在农村引起很大反响。农民拿着书找干部理论，有的说这书中的内容是假的，有的怕事躲了起来。农民找不着干部，最后砸了乡政府的玻璃，平了几个乡政府的房子。此即所谓“丰城事件”。桂晓琦因此被免职。转引自《三个农民之子“下岗”后反思》，《改革内参》2印1年第21期。

　　[17]1994年，国家将四种粮食（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的定购价格提高到每50公斤52元，定购粮综合收购价提高40％；1996年，又在1994年的基础上提价42％（宋洪远等，2000）。

　　[18]参阅19呢年5月国务院转批国家体改委《关于改革棉花流通体制的意见》、以及1四4年9月《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1944年度棉花购销工作的通知》。

　　[19]参阅1998年4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

　　[20]据陈剑波等调查，重庆市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贷款（104.48亿元）中，农户借款占35.9％，乡镇企业占42％，地方政府占18.5％，中央及市属国有企业占。6％，有的县乡区域发展资金70-80％来自农村合作基会的贷款。

　　[21]放贷人与农村基层干部集于一身，实际上是私产与公权的结合，这种情况在我国非常普遍，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对产权保护不够。私产其所以寻求公权，一是寻求公权的保护，二是借以扩大私产。这也许是我国未来改革和发展中一个巨大的祸害。这一观点是史晋川教授在评论本文时提出来的。

　　[22]参见《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12月。

　　[23]1998年政府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用于充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使之达到8％，现在又降至5.7％，接着，债转股剥离不良资产1.3万亿，目前银行的不良资产增至1.8万亿，不良资产比率26.6％。

　　[2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1989年3月；民政部、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1989年4月10日。

　　[25]劳动部关于印发《再就业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城乡协调就业计划”第一期工程》的通知，199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1995年。

　　[26]社会保障部国家计委农业部等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的通知，2000年7月。

　　[27]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1月1日；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4年10月31日。

　　[28]公安部关于改进城市户籍管理的通知，2000年。

　　[29]据2001年12月4日北京电视台报导，北京市取消了招工中的户口限制，并给予年纳税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外地来京投资的业主以正式北京户口。

　　[30]“盲流”一词本身就是一个侮辱人格、侵犯人权的名词，他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而对他们实行抓捕、遣返的办法与对待罪犯无异。“中评网”曾就广州苏萍事件对此做过深入的讨论，参见“中评网”2000年8月份“法制天地”栏目各期。

　　[31]《香港商报》2印1年11月29日以“粤外来工子女就学叹难”为题，报导了这一问题。

　　[32]即以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作为计税面积，以1998年前5年平均粮食单产作为计税单产，以7％为地区差别比例税率上限，以国家粮食收购保护价为计税价格，确定农户的农业税应纳税额；并以农业税的20％为上限征收农业税附加，作为村提留；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一定几年不变，其由粮站在农民售粮时代扣。

　　[33]这里，村级组织收入的减少，仅指原有的村提留与现今的农业税附加之间的差额；如果考虑到原来乡统筹中返还给村级的收入（按照规定，“乡统筹费属于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全体农民所有，主要用于本乡民办公助事业”），收入减少的幅度更大。显然，税费改革方案体现出偏重乡镇利益而侵占村级组织利益的情形。

　　[34]“六套班子”是指乡政府、党委、纪检、人大、政协和武装部，在行政序列上属于“正乡级”：“七所”包括财政、税务、公安（法院、检察院）、工商、交通、卫生（含检疫）和粮管所等部门：“八站”包括农技、水利、种子、植保、农机、畜牧（兽医）、食品、渔业（水产）等。

　　[35]关于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帕累托最优配置的萨缪尔森条件，请参阅缪勒（1992，ch.3）。

　　参考文献略（中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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