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我的“早稻田大学”

　　什么叫做“五八年的干劲”呢？我后来才知道，田林县1958年大跃进时在远离县城两百多里大山中的渭洛（就是现在的平塘乡境内）搞“钢铁野战军”，集中全县上万“民兵”封闭在那个山沟里“大炼钢铁”，还出动武装民兵封锁交通不准人们逃跑。结果后来发生饥荒，粮食供应不上，困在里边的人饿死了不少。我们插队后平时也听到一些老乡们提到“五八年饿死人”的事，——耐人寻味的是当地村民说起饿死人都说是“五八年”而不像一些外地资料说的是六零年。当时就有点奇怪：以田林这样一个植被覆盖率很高生物生长旺盛的亚热带季风雨林地区，不像西北干旱的黄土高原草木稀少，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低人均生存空间最广的这个县哪怕就是大灾之年颗粒无收，如果人们是自由的，仅靠采集狩猎也不至于饿死人啊。但我们虽然就在平塘公社插队五年之久（1974年知青集中并点到潞城），“钢铁野战军”的事，我一直到后来在县文化馆搞民间文艺调查时才听说。

　　事隔十余年，如今“五八年的干劲”又采用了五八年的办法来落实。大约在进入腊月不久，指挥部下令各营抽调武装民兵封锁了丰厚工地周围所有大小路口，没有指挥部的路条一律只许进，不许出，严防施工“民兵”开小差。于是整个工地俨然成为禁闭所，民工们的自由完全被剥夺。后来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我想我们还不至于像斯大林时代的劳改犯，但那种按“五八年”模式管理的工地，差不多也就是临时的“古拉格群岛”了。

　　但是，毕竟那时已经不是1958年，我们这些外来知青对当年的惨剧不甚了了，当地百姓在这么短的时期还不至于忘记当年。事后想来，也许不提什么“五八年干劲”，而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说明险情，动员效果是否会好些。可是那时的领导不愿承认自己好大喜功计划不周，只是一味使用豪言壮语和政治压力。而“五八年”这个语言符号令人想起当年梦魇，更是可能起了反效果。

　　总之春节前工地上的逃跑现象愈演愈烈，禁而不止。武装民兵也不像“五八年”那样认真，而是抓一漏万，应付而已。到春节前若干天，民工能跑的几乎跑光，大片工棚已是空空如也。最多时上千人的平塘营，也就剩下了几十个吧。最后留在工地过“革命化春节”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些“工地白领”外加一群当时被认为是最“不配革命”的人：四类分子——他们不敢逃跑（其实也有跑的，不过没有贫下中农跑的多罢了）。春节期间施工其实已经基本停顿。

　　然而，现在想来颇为可笑的是，那时十分忠于职守的我仍然勤于王事不敢懈怠，天天“笔耕不辍”，写了许多充满豪言壮语的表扬稿来鼓舞士气。指挥部的广播站仍然天天对着一大片寮空人去的工棚城开机：“现在播送平塘营的一篇来稿……”。只是细心者可以发现其中的被表扬者具名的已经极少，大部分提到的只是“平塘营战士”、“某某连民兵”。因为在工地剩下的人当中，已经多是不能表扬的四类分子了。

　　但是朴实的群众其实对于抢险还是并非漠不关心，当时的动员机制也仍然有效。春节以后各营“民兵”便陆陆续续地“回归建制”。由于法不责众，而且年前许多带“兵”的大队干部也跑回家了，所以对群众只能“既往不咎”。正月十五后，工地又变得热闹起来，施工也恢复正常。然而就在这时，指挥部又碰到新的烦恼：返回的民工纷纷投诉说，他们年前逃跑时遇到把守路口的武装民兵，虽然被截回者少，但却屡有被骚扰者：有的被勒索了卖路钱，有的被搜身拿走了东西，还有的妇女被“耍了流氓”。弄得指挥部十分头疼。后来听说查有实据的处理了一两个，多数只能不了了之。毕竟封锁工地把人扣住过“革命化春节”不是什么很拿得上台面的事，其中的那些“违规行为”也就不好大举追究。那年老天爷也比较帮忙，雨季到来后降水并不多，也没有形成洪水，丰厚“抢险工程”终于有惊无险地取得了“伟大胜利”。

　　与“革命化春节”大都在大逃亡中过得冷冷清清相比，工地上的“革命化元旦”过得就比较热闹。我印象最深的是插队后头一个元旦——1970年元旦，我们是在田西公路工地过的。我们施工的那读路段地处驮娘江上定安与福达两处河谷盆地之间的深峡河段。附近没有村寨, 高山激流间只有江涛与林涛互相回荡，是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年前施工用的炸药雷管告罄，指挥部也没有了，通知我们派人到八渡去挑炸药回来。当时在建的田西公路是不能交通的，筑路工程的后勤基地在70里外的八渡公社（今八渡乡）所在地-那里有条简易公路经由八桂通往县城。当时在深山里待了两个月的我们看来，一个乡镇已经是个如同纽约般热闹的所在，因此明知是辛苦差事还是踊跃报名。1969年12月31日，我们从驻地出发经那读涉过冰冷的驮娘江，走了70里山路，途中野炊，我和志先两人糯米炒饭，在没有任何佐菜之下一顿吃了三斤多，每人干了一斤七两！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多的一顿，算是元旦大餐了。

　　到八渡街已是掌灯时分，疲累不堪的我们也无心观赏这座“大都市”的街市夜景，便被安排到八渡小学，睡在课桌并成的“床”上。这时听到街上的高音喇叭，以那个时代特有的高昂语调播出了当时新年惯有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那年的标题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其中有几句话琅琅上口，我至今犹记：

　　“新中国蒸蒸日上，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日子不长了！”

　　今天看来，当时文革浩劫未过的中国问题多多，但在信息极度闭塞的那时，我们大概和今天的北朝鲜人一样认为“风景这边独好”，这篇社论还真让我心潮澎湃，豪情满怀了一番。“一顶顶王冠落地”云云，是指文中列举当年下台的几位外国头头，其中多数其实是任期届满，还有一位是波兰的哥穆尔卡，他因当时爆发的“波罗的海三城工潮”而下台。就在那次工潮后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团结工会，最终由波兰开始，所有东欧国家都“一顶顶王冠落地”了。就此而言这篇社论可谓一语成谶，“修正主义”果然“日子不长”，至于帝国主义的日子长不长，还有待观察。

　　“伟大七十年代”的第一天就这样到来了。晨曦初露，我们就动身乘船过河（当时尚无八渡桥），到驮娘江对岸简易公路终点的仓库领取了炸药雷管，回来在返程前匆匆看了看这令人神往的八渡“城”，果然小街一条，繁华了得，竟还有一个米粉摊。我们每人花八分钱干了一碗素粉，对于在工地上吃惯了“画龙点睛”的我们来说，其鲜美已足使我们如“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了。接着便又赶路。来时空手，归时负重，辛苦自不必说。回到那“驮娘江边一草棚”，吃了倒头就睡，梦中还见到那“火山爆发”、“王冠落地”的振奋情境。这一天虽然在行色匆匆中过去，但就凭这篇34年后还记忆犹新的元旦社论，这个“革命化的元旦”也算过得够充实的。有道是：

　　朝饮驮娘江上水，暮食岑岭林中餐。

　　九载春秋一倏尔，八千里路度关山。

　　好汉不提当年勇，权臣多夸昔日寒。

　　千古文章说疑古，“不堪回首”亦何堪。

　　“青春无悔”休漫论，男儿有泪莫轻弹。

　　寻常但叙当年事，且把评说待盖棺。（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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