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我的“早稻田大学”

　　尽管如此，我们当时参与这些建设却完全是出于自愿。如今有些知青文学把“接受再教育”描写为十分屈辱之事，这并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感受。当然插队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受欢迎的就业方式，也不是多数人的自主选择，多数知青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种无奈下的“待业方式”来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知青在那时的乡村社会中地位比农民，比号称教育者的贫下中农低下。实际上，不仅村民们本性善良淳朴，而且在城乡户籍身份壁垒森严的当时，我们这些本人已经失去城市户口的人仅仅由于家庭还在城里，就足以令一般的乡亲们羡慕，他们对我们还是十分尊重的。而且初来的一段时间还十分客气。我们在1969年9月22日到坝关村落户，11月就赶上田西公路上马，我们都报了名。队干部还说你们初来，这次是否就不上了。但是我们“决心很大”，队里也就同意了。而到了工地一看，虽然分散在各村的知青们事先并未商量，却不约而同地几乎都作为“民兵”上了这里。从此，年年冬天都出民工就几乎成为许多知青的一种惯例。

　　村民们视为负担的这种劳役角色有知青来顶，队里当然是乐意的。尤其是初来时很多知青农活不熟练，让他们充抵“民兵”名额在队里看来应当是十分合理的安排。

　　但是知青为什么也愿意呢？原因是多样的。有些村寨干部是动员知青去的，他们说你们没有家庭拖累，就让你们上吧。但就我自己而言，愿意上工地的原因前后有些变化。应当说前几年的确是政治热情的成分大，总想响应党的号召在最艰苦的环境下锻炼自己。同时对当时宣传的建设规划与工程意义都深信不疑。记得第一次在田西公路参加开工誓师大会，县委书记到场讲了许多雄伟规划，一气列举了一大堆工程，其中讲到今冬要完成4800千瓦的那拉水电站，三年内要建成8万千瓦的弄瓦水电站，彻底征服驮娘江与西洋江，等等，把我听得真是热血沸腾，深为能参加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建设而自豪。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县里的许多规划工程各项数据一直记得烂熟，还在自己绘制的田林地图上画满了这些未来的美景。但是以后我就发现这些规划不能太当真：我1969年在这首次誓师大会上听到要今冬建成的那拉电站，后来实际上过了八年才在我离开田林前不久全部投产，而会上宣布三年建成的弄瓦电站，三年后尚未开工，但倒是正式列入了广西自治区的四·五计划（这是多年后我在广西经济史料上看到的），然而此后便没了下文。直到35年后我在大洋彼岸写这篇回忆录前不久，才在互联网上看到该电站已经改了规划移坝址至洞巴，洞巴电站如今已经动工并将可望于今年内实现截流云云。当然另一方面，我当时在各种规划图上并未看见的那读、福达等几个电站今天倒是有了。

　　这且不论，反正当年我是深为这些规划所动的。头几年我们在工地上也确实是“为革命”而苦干，那时干的就是挖土方的力气活，以及打眼放炮之类的险活。然而再高的热情在严酷的现实与几乎凝固的生活模式中也会冷却，几年下来除了那些“知青官员”需要职业性的高调激情外，仍在劳作中的知青“革命意志衰退”几乎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

　　然而我们还是愿意上工地，其原因便有了更多的现实考虑：第一，我们插队的前五年都在深山里的平塘公社，寨子通常很小，因而知青“插”得也很分散，平时难得走动，不免寂寞。在工地（主要是水库、电站之类的点状工地）上则生活虽苦劳动虽重，但人群聚集，比较热闹有趣。第二，在村里收工回来还要自己生火做饭，操心柴米油盐。而工地干活虽重，伙食却有炊事员管，反而省心，还有些时间看书。第三，在当时的乡村，县办基建工程相对而言算是“知识密集型”领域，我们这些其实今天看来并无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找到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两三年后许多人便不再挖土石方而干上了其他工作，俨然成为工地“白领”：如指挥部与营部的各级施工员、会计、宣传报道员、卫生员等。因而工地活重这一乡亲们抱怨的问题对于他们已不是问题。

　　我也成为这些工地“白领”之一。但是当初还有些不习惯，因为作为“蓝领”时对一些人借故“脱产”颇有非议，也害怕弟兄们如此议论自己。先是1972年我在八桂公路工地做了会计，但平时仍在“连”里劳动，只是带人采办给养和月尾结账时不上工。次年在新建水电站工地我因替宣传队写的演唱角本受到好评，在转进丰厚水库后我就被调到“营部”做宣传报道员。

　　宣传报道那一行在那个年代是吹牛的代名词，在群众中口碑甚差，大家都把报道员张三李四称为“张大炮”、“李大炮”，我过去也如此议论。现在我自己成了“大炮”，就害怕别人也指我的脊梁骨。于是上任后头几天还照样回连劳动，希望以此保持“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料我这种当时有点反常的举动似乎并未赢得赞许，反而感到大家的眼神里有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味道。一个老乡就明着说：人家脱产你不脱，不就是想混个先进吗？没用！想当先进，首先得跟领导混好！一句话说的我面红耳赤。凭心而论，那时我的确是很希望“进步”的。

　　但不久，一场“车祸”使我不敢再“卖乖”了。此前我们修水库，都用自制的独轮车运土，人在车后推。这次在丰厚，技术有了进步，改成用充气轮胎的双轮人力板车了。它比独轮车装土多工效高，但人是在车前拉，对于顺坡下冲的车子来说人一旦滑倒，就有被碾撞受伤的危险。那时丰厚的坝基刚开始填土，位置很低，而取土场为了能够使用稍久，位置又偏高，造成运土车道很陡（大坝筑高后坡度会变得平缓），重载的土车下冲车速极快。而我眼睛不好，一向手脚不是很灵便。加上我的双轮板车后刹板太窄，刹车力不足。一次刹车稍迟，在弯道上倾覆，车把将我打倒在边坡，幸好只是手脚擦破点皮，险些没有甩下谷中。爬起来一看不免心惊肉跳：如果被车撞了下去，我这“早稻田大学”可就永远毕不了业了。后怕之余，我也就随俗不再上工。

　　但是眼见大家如此辛苦，我“脱产”也觉得过意不去，认为惟有努力尽责以报效这些辛苦的乡亲。于是我整天在各连转悠，寻找弟兄们任何可资表彰报导的表现。稍微有些可说者，我即按当时通行的文体，添枝加叶，上纲上线，频频给工程指挥部广播站供稿。由于我供稿甚勤，全县12个公社12个“民兵营”所在的工地，广播喇叭中“平塘营”的消息一度几乎占了一半。以至于广播只要一开机，音乐前奏过后大家就会接口念道：“现在播送平塘营的一篇来稿……”。而那时平塘在12个公社中人口只多于百乐板桃居倒数第三，平塘营也只是个小营。而且更重要的是，平塘营的施工业绩好像并不比兄弟营更辉煌。一次营负责人（公社副书记）笑道：你还是省点力吧，人家都埋怨说，指挥部广播站怎么变成平塘营广播站了。我有时也自嘲道：看来我也成了“大炮”了！

　　然而“大炮”有时也不免遇到问题。那时由于前述原因，“民兵营”中“四类分子”偏多，而这些人在当时条件下又特别老实驯服，工地上干活非常卖力。我看到后问别人他姓甚名谁，厚道的乡亲告知名字后也未必会补充说他是四类分子。于是他们便在广播喇叭中成了受表扬的“好人好事”。而这些“贱民”当时是不许被表扬的。我于是几次遇到尴尬。好在只是工地广播站，指挥部与营部对我的工作印象不错，没有为难我。以后我只好有时就不提姓名但说是某连的一位战士，要提就需要核实他是否可以表扬。

　　“革命化”的节日

　　冬闲施工，当时遇到的一大问题是过新年和春节。新年还好办，农民不太重视。春节则是农民传统上必须回家团聚的日子。文革后尤其是“学大寨”的高潮中，经常号召“移风易俗，在基本建设工地上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是号召归号召，到时农民们还是都会跑光，工程也不得不下马。

　　然而有几次领导真急了。由于那时的水利工程往往计划不周，工期通常都拖后。但是，有些成汛溪河上的水库冬季截流后不留行洪通道，汛期到来大坝没有达到泄洪高度就会毁坝成灾，导致严重后果。这样的事那时在中国也的确一再发生。当时的水利工程几乎年年说是“抢险工程”，有些只是进行动员的说词，但有些的确真的需要抢险。不过由于年年喊“狼来了”，临到有险反而不易动员。1973年的丰厚水库工地就处于这种状态。这是当时全县最大的水库，位于县城所在的乐里河之上游。当时有些小库由于不能达到渡汛要求年年水毁年年修，不过劳民伤财而已，而丰厚这样的中型水库如果出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年因为眼看工期严峻，新年前就把新建水电站上的人马调到丰厚增援。但是还不行。县领导真急了，到工地来开大会，声言要“发扬五八年的干劲，过革命化的春节，誓夺丰厚会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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