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剑铭：小岗协议与中国三农问题——儒学社会学的观点

　　1．失道求诸野

　　中国当今最了不起的改革虽然不能认为是由某个事件开始的，但谁也不否认，三十年前，发生在安徽凤阳小岗的18户农民的秘密协议是一个导火索式的事件，这个简单的协议正象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一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1620年9月，102名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 货轮，从英国驶向美洲，在船上将教义精神确立为宪法性质的公约：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为了使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的荣誉，特着手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谨在上帝的面前，对着在场的这些妇女，通过彼此庄严表示的同意，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管理我们自己和致力于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这个协议的基础是英国和欧洲国家由历史累积形成的宗教、法律和政治文化传统，这些先后的殖民者在新侵入的土地上通过对他们的传统的精神的再表达实现了一次自我更新，最终成为一个一个伟大的国家。

　　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的秘密协议表而看来比五月花号公约更简单，它没有五月花号公约那样的庄严，但更惊心动魄，没有五月花号公约那样神圣，却更悲天悯人，它的法律性远不及五月花号公约的地位，但它却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中最了不起的改革运动，这个协议的基础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的一个症结——土地问题，而中国的土地问题也就是现代中国的农民问题。

　　在中国封建时代只有土地问题而没有所谓的农民问题，这是因为农民是封建时代视而不见的社会基础，农民有了土地就意味着社会安定，这是封建时代的共识和理想，这意味着土地是社会的结构因素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资源，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也是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如欧洲）的背景，如果说，上帝、国王与市民（议会）是西方历史中的主角，那么在中国历史中，土地（农民、地主）与帝王（臣僚）的关系就是经济政治生活的重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土地与政治是并列的重要，中国文化的特质就在于这种自然与人的共生关系与人与人的结构关系的一体化，中国的儒家文化恰当地提升和表达了这个文化本质，在中国这个概念区别于西方的意义上，中国也就是中国文化。在西方历史中，贵族是一个处于国王和市民中间体的特殊阶层，贵族的沙龙式政治最终演化成现代西方政治体质中主要结构之一议会，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完成了从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的议会革命的标志，此后英国的农民则由残酷的圈地运动或被消灭或转化为市民。但中国的儒家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经济阶级，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而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模式的理论体系（学统）存在在中国封建社会之中，在社会生活中就是普遍的人性教化（道统），在体制上（法统）就是封建王朝的政治学说，而中国农村和农民是最基层和最广泛的文化发源和文化保持者，中国传统的乡风民俗，守土重农的民族情感，耕读传家的乡绅信念等等，就是那种“遥看草色近看无”的文化本源，中国经典古籍中大量的成语直到今天仍在民间被广泛使用，就是一个显例，与此对比，教化成功的帝王倒是少数，所谓礼失求于野，就包含有王道易失、民风不改的意义，作为文化模式，农民的生活也就是传统中国人的基本生存之道。

　　小岗协议的时代背景是农村社会主义化，这时土地仅仅作为一种集体生产的工具性资源，人与土地的文化关系完全被割裂、被破坏了，农村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生命的人造的社会结构，不仅不能供养社会，连农民自养都非常因难，是不折不扣的皇帝的新衣，小岗协议的直接目的是重回封建模式的家庭式小农生产，这是一种实事求是而不是历史倒退，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是一种反革命式的反攻，正是它在反意识形态上的特定意义，它点燃了导火素，但是当时所有人都不愿去掐灭它，火山终于喷发，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史中了不起的光荣革命，这是一场光荣的革命，因为通过非暴力抵抗的方式脱下了皇帝的新衣，最终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的秘密协议如下：

　　1978年12月 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每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这个协议的针对的是集体所有制土地上的共同劳动和分配制度，这里的集体所有制实质是全民共产在行政管理上的别名，所谓的农业集体只不过是低级的农村行政执行单位，协议中所说的生产队干部并远不是公务员地位的人，只是充任最低行政管理的制度农民，在全国计划经济体系和行政指令网络下，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模式化的，农民不是职业意义上的分工，而是一种生活在农村的社会身份，却没有一个能代表农民真实经济形态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表达结构，这就是小岗协议成为秘密行为的原因。分田就是对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挑战，等于是封建时代的政治造反，这就是分田到户的小岗协议为什么成为了生死协议的原因。

　　所以，小岗协议是一份承担后果的政治协议，作为意识形态，每一个农民都知道分田的政治后果，作为一个传统农民，每一个人都知道皇帝的新衣是对自己的欺骗，生存的欲望大于坐以待亡，小农生产方式像一件破绵袄重新穿上赤身裸体，小岗人选择了欺上的农民智慧。当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作的事情而由社会现实所赋予的实际意义，他们象天真的孩子的嚷嚷，却有幸地成为了历史的代言人，但历史的沉重车轮早就等待着一个微弱的发车信号，一经起动，就不可逆转地恢复性赶点，引发了今天一场实不副名的恢复性的历史进军，当然，这些农民不会也无法贪历史之功，最多在历史博物馆中被人们嗟叹。

　　2．悲剧式的三农问题

　　农村、农业与农民相联系的小农生产方式与所谓的三农问题不是直接因果相关的问题，农村与城市对立的社会性分割，农业与工业相对的行政性划治，农民与市民相对的身份，是三农问题的症结，这并不主要是家庭小农生产方式造成的。

　　造成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历史机会被错置了，中国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和小农农民不是作为社会自身进步的角色而演化进入现代社会，而是被突然被错置并从历史中排除掉，封建王朝制度瓦解并不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家庭小农经济模式的自行崩溃造成的，封建王朝制度瓦解后，家庭小农经济和农民不可能随封建帝王而被消灭，这样农民和小农经济是作为先进代表的负面而遗忘在现代历史舞台上，农民即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又是落后时代的代表，农民就成了自我否定的存在。一方面，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继续被当作时代进步的政治发动机，均分土地的土改被作为农民摆脱封建所有制的时代进步的标的，土地的所有权一开始就成了一种政治标的，家庭小农生生方式却又是落后的生产力而[被革命，这样历史与社会的层次性就被彻底搅乱了。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捆绑在一起而被意识形态化，农村的土地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复杂化了，历史上的土地问题成了今天的农民问题，土地变成了农民的身份证，农民身份也就永久政治化了，所谓的土地使权和所有权的问题只是如何制作身份证的问题；由于土地和农民一体政治化，农村和城市的分裂也就永久化了，农民与土地问题一起成为了与城市相对的农村问题，这也就是三农问题。

　　由于家庭小农生产方式被不合逻辑地贴上“资本主义”的政治标签，这样即没有小农经济，也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农民演进性转化的机会就被抹煞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是农业职业化、农民市民化、土地资本化，这也是城乡差别能获得消除的必然道路，但是中国的农民被误导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许多惨烈不亚于英国的圈地运动，但中国农民没有因他们的付出而进入现代市民社会，这不是农民的过错，但没有人承担责任。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是一个悲剧式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农民与土地的依存命运关系被现代结构化、制度化了，但解铃没有系铃人，曾经和继续在为社会做出无数贡献的农民无法解救自己，受益于农民的现代社会却对今日的农民充当无力的救助人。

　　社会进步的基础是经济生活，最重要的现代基础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或历史阶段的标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市场经济并不是与公有经济或国有经济相对立或相并立的经济成份，而是一种包含公有（或集体、国有）、个人、家庭、企业、社团等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体系，哪一种要济成份占多大的比重并不决定市场经济的性质，而是市场经济制度能够包容它们，并使经济效益总和达到最优，在总体的意义上称之为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并不是那些指具体的经济活动形式、方法等，而是指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主导的制度体系和人的经济行为准则，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只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级阶段，即所有的生产要素基本上资本化，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它的政治面貌与此不相符合，只是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问题而不是没有穿衣服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君主立宪或完全民主政治并不太重要，最多只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别，一个国家能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活动存在，或者公有和私有经济占多大的比例，而是在于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不论占多大的比重，都只是一种经济成份，一个政府如果主要对国有经济承担责任就是社会不公正。所以评判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就是只问市场，强调对某种经济成份负责就是只对一部份人的负责的政治化，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剥夺。同样，对某种主要经济成份进行行政式的淘汰和改造，也是对这大部份人的不负责任，只有源于社会自发进步的市场选择才是可以接受的，但历史过程总是无意识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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