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伦理性危机，其原因是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出现了危机。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现代性因素的进入，致使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开始理性化，从而导致传统的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价值发生动摇。本文试图通过将农民价值划分为不同类型，并讨论不同类型价值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严重伦理性危机。

　　关键词：伦理性危机 本体性价值 社会性价值 农民价值的类型 文化建设

　　一、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

　　最近几年在全国农村调查，诧异地发现了诸多难以理解的现象，比如中央电视台2006年一期焦点访谈报道苏北农村“丧事上跳脱衣舞”，我则在河南、辽宁、江苏、安徽、湖南的诸多农村遇到过，只是没有见到跳脱衣舞，而是在丧事上表演欢快歌舞和以搞笑为目的的低俗小品。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在西方帝国主义保护下传教，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最近几年，全国几乎所有农村都出现了地下基督教的暴炸性传播。在一个村庄调查，问最近一些年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一个老年人的回答是这些年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在一些农村，子女虐待年老父母不仅是令人发指，而且缺乏理性，更糟糕的是这类现象并非个别而是相当地普遍，以至于老年人说现在年龄大了的人想生活得好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情。河南农村向来有强烈的传宗接代理念，现在却是“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反而让人羡慕。湖北荆门农村，头胎生女儿，隔五年可以再生一胎，有些乡镇竟然有半数头胎生女儿的夫妻放弃生育第二胎。四川绵竹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民组，一个70岁的老婆婆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婚，不顾7个子女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到城里退休工人。而这并非孤例，仅我们调查的同一个村民组近年来就发生三例老婆婆嫁给城市退休工人的案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幅度增长，但在一些农村，农民相互之间的串门聊天反而减少了。河南安阳农村，农民相互之间竞争建房的高度，现在有的平房已经建到4.5m的高度，不仅经济上浪费，而且已十分不安全。村民见到我们这些外来调查者，以为是县里干部，而强烈要求我们出台限制房高的政策。农民为什么要竞争建房的高度？湖北洪湖农村，农民找各种借口摆酒宴到了荒唐的程度，以致每家小孩的每个周岁都会大摆酒宴收人情钱。湖南农村，有人娶了两个妻子（当然不是都办了合法手续），竟然成为当地农民心目中的榜样，笑穷不笑娼成为理所当然的共识。村庄内部的邻里矛盾，竟然从外面请黑社会来摆平。等等。

　　如上这些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10年来，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且已经越来越成为农村中司空见惯的景象。如何理解当前农村发生的巨变？这种巨变将变向何方？其后果如何？及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如此巨变？本文拟提供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以期为理解这些现象作些准备，并期待在不久之后推进这方面的讨论。

　　要理解这些现象，首先要理解农民对生存意义的看法，或者说要理解农民的价值类型。当前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流动、信息传播及国家权力向农村的渗透，使得现代性因素全方位进入农村，并因此改变和重塑了农民的价值观，改变和重建了农民行动的结构性条件，从而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以上各种现象，导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农民价值的类型

　　在一个少变动的社会中，人们依据习惯和传统行动，而不必问为什么。而一旦发生了社会的急速变化，则过去那些不必问也事实上很少问的行动依据就会成为问题，在习惯和传统掩藏下面的行动的理由就会显露出来。

　　人的行动理由或行为意义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并构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价值类型，具体如下：

　　一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即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换为无限的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关于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这种精神层面的价值，可以叫做本体性价值。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是一个人给自己生命意义的答案，是要处理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涉及人生的根本关怀和意义，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各种宗教所要解决并被宗教自称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中国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回答，这对土大夫而言，就是“立功、立德、立言”，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于君子而言，就是养浩然之气，“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对一般普通人而言，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就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相对于西方彼岸与此岸世界的划分，中国儒家更多将安身立命的基础，将有限人生的意义，定位于现实世界，中国人相信“未知生，鄢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总之，在传统社会中，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恰恰是传宗接代，是通过繁衍子孙来延续个体有限生命的意义。在有些时候，也相信灵魂不死，来生转世的佛教说辞。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灵魂不死，来生转世的佛教说辞，本来就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很容易被现代性的尤其是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消灭。在河南农村调查，农民也接受遗体火化，其原因是国家领导人的遗体也是火化的。死亡及安葬本身具有的终极价值上的意义被轻易取消了。

　　新中国为中国人提供了另外一套将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意义中去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人民，民族—国家，共产主义，及更现实一些的集体主义，都成为个人努力的意义所在，通过在集体中的个人努力，并将个人努力集中到集体事业之中，再集中到民族解放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中去，人就获得了当下行动的意义，也就解决了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和残存的来世观念，进一步与迷信、愚昧、不理性等负面价值划上等号，而被抛弃，而毛泽东时代解放人类的共产主义目标看来是遥不可及了，人们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发家致富”，“个人奋斗”，为个人而活替代了为祖宗而活和为人民而活，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二是人的社会层面的价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

　　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讲究人伦和社会关系的文化中，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实在已经大到将个人淹没的程度。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人之所以活，就是因为有气，就是要争气，就是不能受气。中国人的这个“气”，就是其他人的对待与评价所引起的情绪性反映。中国人的面子观，人情观，均与之相关。

　　中国社会之发达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儒家强调对当下生活的重视，对此岸的重视，对入世的重视，强调功名和现世生活。在根本上，儒家的这种强调会为人们提供本体价值的导引，而在常规时期，这种强调就成为现实的、日常的生活中，人际交往与评价的标准。刘少杰说，“中国社会缺少经基督教孕育的这种理性化和制度化的基础，长达几千年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制度使人们特别重视亲缘关系、熟悉关系和圈子社会，这些感性层面上的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成员的安身之根、立命之本”。[1]梁漱溟则称中国为“伦理本位”的社会。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生存价值中，有着更多为他人而活，为社会而活的成份，社会性价值中有时渗入了本体性价值的部分，因为在有些常规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误将社会中他人的外在评价与看法作为了人生的根本目标，并以此来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个体可以从社会中获取两类不同的生存价值的判断。一是社会中多数人或社会的基本共识，构成了每一个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想当然。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氛围中，一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会特别地感受到自己的孤独，他要苦苦寻求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意义找到其他理由。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的先知是孤独的，但一旦他有了新的本体性的价值信仰，则他会忍受其他层面的包括生存层面的苦难。他就会舍生取义，为新的本体价值信念而牺牲其他的关系。在一个社会存在稳定的基本共识（本体价值信念）时，这个社会的人们并不会将这些层面的问题时时提出，而只有那些与社会大众的基本共识有差异的人们才会感受到人生中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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