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回归三农：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的常识性讨论

　　正常人都会了解到，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本的积聚和人口的集中。不过，很少人会进一步认识到，当人为地加快城市化带动资本日益向城市加快集中的时候，就意味着风险日益向城市加快集中。而更少人知道，当风险过快集中导致城市危机集中爆发的时候，什么是能让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近年来我的研究指出，危机在中国今天仍有软着陆的可能，因为中国还有庞大的乡村社会，还有三农。如果没有了，我们也像奥巴马治理下的美国，农场主人口只剩2%；或者像金正日治理下的北朝鲜，农民人口剩下30%，当危机发生，就连想办法的余地都没有。

　　所以说，不是简单地加快城市化、加快工业化，同时推进以机械化、化学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我们就在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赢了。如果某日在某大国巧实力运作下中断了能源供给通道，在我们现代化大城市连供暖、做饭、都完全靠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背景下，国民如何应对？几乎没有危机储备，也就不可能有危机预案——现在这种国家安全战略基本缺失的背景下即使那些大城市有预案，也都是在能源和原材料基本保证供应之下的预案；一旦能源中断了，个别城市的危机预案能起什么作用？

　　因此，在当前外部环境特别是地缘政治越来越复杂、甚至不断尖锐摩擦的情况下，我国唯一可做的就是让步。什么叫“知耻而后勇”！不知耻何以言勇！今人不要怪历朝历代采取让步政策、绥靖政策，甚至俯首称臣的故事。即使在汉唐盛世，不也得借和亲的机会大笔地赠送绫罗绸缎、美人美酒，而不是靠打仗；偶尔打一次仗，就可能遭致国运衰竭。现在尽管拥有了体量很大的工业，但结构是病弱的、产品是过剩的——按照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以制造更大过剩延续病态运作的工业体系，没什么可骄傲。

　　综上所述，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生产过剩——产业扩张遇到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第二个是金融资本异化——顺应这种内生性矛盾的、与货币化加快随之而来的规律性结果。而一旦进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经济的新阶段，就一定会遵循金融资本时代的游戏规则——强化金融资本背后的政治强权。

　　这时候，顺遂纳入全球化的中国所遭遇的内外矛盾更尴尬：不按当代西方金融资本主义规律出牌不行，如果按此规律出牌、加入金融化及其依存的政治强权竞争，对手可能会在借助意识形态的游戏过程中摧垮或弱化我们支撑自己货币体系的政治强权。而一旦政治强权垮了，苏东的命运也难以逃脱。苏东货币体系坍塌，累积下来的庞大的实质资产就被西方的货币体系来占有货币化收益，这也是苏东解体以后，西方经济去实体化和金融资本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当代已经完成“自我政治矮化”的各个主流利益集团，如何把握向西方现代化惨痛教训学习的机会，如何规避加入全球金融化竞争新阶段的软实力冲突，显然是个重大挑战。

　　三、社会性质分析：从小资向中资的社会结构演化

　　中国在世纪之交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发生了社会结构的、或者说阶级结构的变化。

　　通过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是的，我们其实是恢复了历朝历代重新建立统治而必须完成的农民动员——耕者有其田，或者均田免赋。如此，一个朝代如果没有外患侵袭的话，一般会稳定200年。

　　新中国建立之初是“均田不免赋”；占比88%的新中国农民切断了和城市现代化资本的关系。一旦恢复小农经济，民兵镇住地痞流氓；农民不会“寻衅滋事”。也因此，中国走出了民国长达12年的大通胀危机——私人资本崛起之际遭遇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1936年被迫放弃银本位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多重打击，摧垮了民国经济，连带摧垮了政府财政金融，到1948年金圆券试验失败政府连军饷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份报告说，他们垮的速度太快，我们连追都追不上！一边是老百姓推小车送煎饼，另一边是政府财政发军饷，结果是拿现代财政金融来维持现代军队输了，传统赢了。换言之，建国之初中国彻底地传统化了，由于恢复了占比88%的农民人口几千年的传统小农经济，与城市现代化没有关系了，困扰民国十多年的高通胀危机随之缓解了。

　　以此对比1980年的农村改革，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也不过是恢复了传统小农经济。同样，也是因为城市经济在70年代初期搞43亿美元的设备引进、70年代后期则是引进82亿美元的“洋跃进”——短期的资本集中带来了过高债务集中的风险，遂使危机爆发。然后，让农民回归小农经济，利用小农村社内部化机制，危机就缓解了。

　　历经多次危机而不倒的中国经验的核心，就是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农村，还有内部化处理外部性代价的机制。1950年化解民国遗留的高通胀危机靠的是恢复小农经济，1980年中国又因连续过多引进外资造成危机的对应解决，靠的还是恢复小农经济。

　　如果我们愿意进一步思考，不妨套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来看1950年土改之后88%的农民都有一块土地，那么他们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当然应该是“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小农（简称“小资”）。1949~1950年，我们公布的工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不到5%，这指的是在工厂上班的工人连同其家属，亦即，95%的人口本质上都属于小资。因此，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资或者说小农国家，我们只不过实现了历朝历代农民阶级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而已。

　　当前，只要政府不过于激进到全面推进土地私有化，不过分地听任外部资本下乡剥夺农民土地，就还有可能保持社会稳定。

　　中国政治家得知道，小农村社制就是中国稳定之基。在现在的国情矛盾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背景下，想靠城市发展工业，或靠政府强化金融资本来维持内外稳定，那起码是新生代不懂中国经验或者缺乏常识的表现。

　　本世纪之初社会结构变化的最新情况是，中国已经有3个多亿中等收入群体，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国家。作为社会最大基础的小资们还在，只是在其上增加了一个中资。

　　我们原来的社会结构体系是小资为主体，这个底盘很大，上面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垄断资本。这些年的改革发展，不外乎是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金字塔结构。最下面仍然是小资，占人口的70%左右——农民家里有块地就仍是小资，因为跟世界比，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的30%以上。如果农民都有土地，农民就一定是世界上最稳定的社会基础。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有那么严重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但仍然能够维持基本稳定，就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底座，即农民小有产者阶级。

　　中国今天社会之诸多政治变化，实际上乃是新产生的占3亿多人口的中产阶级向大的垄断资本要权，是个要么分权、要么夺权的斗争过程。为此，我反复跟农民朋友们讲，如果你不是中产阶级，就别跟着掺和，因为中产阶级分权与农民小资的利益关系并不直接。农民小资的经济利益诉求高度分散，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意志，基本上不会演变成一个自觉阶级。这一点，在我们做乡村建设实践的时候，前辈学者已经研究得很清楚了，我们在当代实践中的发现也是如此。乡建之所以是一种历史性的改良，不外乎是让农民小资多一点谈判能力而已；并没有谁打算把农民整合起来开展西方特色的阶级斗争。

　　那么，中资可不可以形成统一的阶级意志和阶级诉求呢？以当代西方中资政治运动的经验过程来看，同样没有！中资也不可能是一个自觉阶级，跟小资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在西方，中资利益诉求是多元化的，因此才有绿色主义内涵的政治多样化趋势在欧洲的泛滥。而为什么美国是新自由主义为主导呢？因为美国是大资政治。欧洲却普遍是中资，欧洲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比70%以上，却没有提出统一的、具有阶级自觉的诉求。今天欧洲政治之失效，也在于中产阶级提出的要求五花八门、过于分散。而差不多算是唯一可以被他们共同提出的诉求就是“少干活、多休息”，即福利诉求的泛政治化表达，于是就有了经济去实体化和债务高企，这就是今天欧洲政治的现状。

　　那么谁在引领世界呢？就是具有单极霸权地位的美国。

　　美国引领西方的条件是，美国是世界大金融资本最集中的地方，具有大资本作为垄断集团维护霸权利益的垄断资本阶级自觉——牢牢把握住对单极化霸权的控制，以此来派生对美元信用体系的政治支撑。于是，美元尽管泡沫化泛滥成灾，但是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势货币。其对中国的挑战是，美国不允许在其金融霸权之外另外构建一个靠中国人自身的所谓政治强权发行自己货币的自我金融化体系存在。因为，一旦中国可以另辟蹊径并且带动周边加入人民币的币缘政治，其他国家也会效仿，美国集权化控制全球金融体系的霸权就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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