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回归三农：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的常识性讨论

　　回顾十六大的目标调整，就是我要说的所谓世纪之交的重大改变。具体如下：

　　其一，我们现在各地所追求的工业化是个过时的目标。因为早在上个世纪末的1998-1999年，就被经济学家们明确指出中国已经遭遇到工业化中后期“生产过剩”的制约。当认识到生产过剩的时候，就应该认识到，我们遭遇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这实际上是高中学生都知道的政治课内容。如果我们连基本常识都不讨论，继续强调所谓的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难道不是明知故犯地增加过剩吗？199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就给中央写报告说，我们现在面临生产过剩。1999年，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双重过剩下的恶性循环”。然而，尽管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已经明确所受的制约是生产过剩，各地今天依然加快工业化，那是在“复制过剩”，或者说“以进一步的过剩来延缓当前的过剩”。带来的客观结果是，由于全面出现生产过剩，客观上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还具有需求大于供给的市场潜力，遂致企业生命周期大幅缩短。在企业平均生命周期低于3年的条件下（第一年投资建厂，第二年投入生产，第三年就遭遇破产），如果想让企业拥有符合法律规范的信用行为，难度极大。别说我们生产过剩，回头去看西方的生产过剩时期，有规范行为吗？有信用社会吗？在资本主义内生的生产过剩规律下要解决生产过剩矛盾是不可能的，靠什么解决呢？靠破坏性手段——战争。

　　中国学者1998-1999年提出的问题，现在已经2011年了，为什么各地还没有改进呢？八个字：利益集团，惯性使然。如同西方最终只能以战争来解决生产过剩一样，我们在产业资本的惯性下也很难不犯错误。今天奢谈社会信用环境，却忽视社会信用环境的载体——企业，由于企业的生命周期在缩短，很难不搞破坏，何谈构建信用。

　　第二，就在1998-1999年明知生产过剩之后，我们在世纪之交符合规律地完成了金融资本异化与产业资本的银行市场化改革，从此，让大型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等，说法对路，做起来实在很难。

　　当生产过剩成为一种趋势，一个理智的金融投资家还会向过剩的领域投资吗？为什么银行要追房地产？追投机炒作？那不过是在追流动性获利呢！这无非是马克思、列宁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在作祟——金融资本势必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异化于产业资本，觊觎土地的资本化增值收益，从产业经济中的资金要素变为“异化于实体产业的金融资本”是质变，派生性的运作方式也随之改为追求流动性获利。这难道不在今天的中国普遍发生着吗？

　　这种规律既然发生着作用，那，到底什么是构建金融资本信用的本源呢？是黄金储备吗？是另外一种国际货币作为本币发行的储备吗？是商品生产吗？都不是。再往深处看，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则处于寄生状态，且因寄生而趋向于腐朽和垂死状态。

　　如果不以贵金属储备或商品为其寄生特质之依据，那么金融资本形成信用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谁赋予它价值？当然是政治强权。因而，只要人类主流社会走向金融资本主导竞争，越占有金融资本收益的经济体就越会加强政治强权并且走向法西斯化——此乃当今世界主流运作之基本规律。

　　据此看，货币银行学得改写，经济学教科书也失灵。当金融资本日益追求流动性获利并且跟高投机、高风险经济，比如房地产经济、股市经济、债务经济高度结合的时候，其结果一定是越在资本过度集中的地方，风险也就越集中。风险集中则意味着危机爆发，只不过是早爆发还是晚爆发的问题。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在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条件下积累的风险不仅是一定会爆发的，并且，一定会是集中爆发在以金融业为中心的大城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仍然还只是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一般常识。

　　例如，今天大家都觉得美国很厉害，不仅因为美国金融经济最繁荣，全世界一半的衍生品交易都在美国，而且使得美国只能注重金融经济与军事强权结盟——全世界一半的军费开支也在美国——这两个一半看似两回事，实则高度相关，只有军事政治强权，才可以向金融资本赋权形成信用。因此，世界各国都知道美元信用泛滥制造全球通胀，知道美元币值严重的高估，但是谁敢不储备美元？美元仍是世界货币体系中最大硬通货和最好的避险货币。为什么？并不因为它值钱，而是越过度泡沫化，就必须有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强权才能支撑得住。这些客观事实也在告诫某种主流话语，不要把政治强权派生出的泡沫化的货币信用再派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泡沫拿来当宝贝——这是今天中国很多无聊小知的毛病。

　　……加入全球化的我国的经济，今后发展也势必要增发货币、推进本国资源资本化；同期，则当然也是中央政府得以运用集中加强的政治权利赋权于信用体系的金融扩张。如果比较近20年来M2和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发现，两条曲线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既然加入资本全球化，不按此规律出牌，似乎也没有好办法。

　　有谁没有按此规律出牌呢？苏东，结果是垮塌了。

　　苏东长期停留在实体经济时代，不是自觉，而是利益——因为主导国是苏联，可以凭“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换货贸易体系直接占有产业资本阶段以实物经济为主的“区域一体化”整合的最大收益——比如它可以拿100辆莫斯科人牌的小轿车，换一部分乌克兰的小麦，再换一部分保加利亚的蔬菜，货物交换计价标准是国际市场的1/3。其中，因价格剪刀差最大而使得获益最大的是苏联。因此，苏联就没有动力去开启货币化进程，也因此苏东体系停滞在实体经济为主的产业资本阶段。尽管它的物质产品生产总量世界最大，但是如果按GDP计算就不是世界第一，甚至远远小于西方。

　　1980年代，西方向世界大规模转移产业并随之进入金融化经济时代，把原来的GNP和工农业产值测算体系改为GDP测算。GDP对于金融化的经济体或许是个“好东西”，但它对于停留在实体经济的经济体未必是个“好东西”。与西方一比GDP数字，苏东明显落后了，于是有了体制落后说，制度落后说，思想落后说，甚至人种落后说，随之是意识形态被俘虏了。我们注意到苏东改革叫政治优先，被其根据西方意识形态抽下来的底，正是内在具有寄生性的金融货币体系所唯一能够依存的政治强权。

　　1991年苏东解体，我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很多美国人都相信“中国崩溃论”，说下一个解体的就是中国。我不信邪，就迈开双脚自费考察了7个苏东国家，用了一个多月到处做调查。当时的最直接刺激是拿100美元到苏东国家兑换当地货币，立刻变成“百万富翁”！

　　我国那时还处在1毛钱打个电话、5分钱买个冰棍的“毛票时代”。而在苏东国家，原来甚至是“分币时代”，比如5个戈比打个电话、8个戈比买个面包。因为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政权解体的同时发生了依存于政权的货币体系全面坍塌，于是用货币作为符号来标识的全部国民财富在一夜之间可能归零。前苏联在推行激进政治改革之前，一个卢布能换2.38美元，而在那种改革之后，一个美元换4800卢布。那些激进改革家、经济家和政治家们也许赚了，但却并不承担他们造成的制度变迁成本，而是转嫁给大多数民众——老百姓满腔愤怒，因为他们全家劳动了一辈子也不外乎积累几万卢布存款，在激进改革之前意味着有十几万美元的财富，一旦剧变发生货币坍塌意味着他们的几万卢布变成了几个美元，换言之，原来价值十万美元的财富符号缩水为几美元。

　　1992年我回国后写过关于苏东解体的调查报告。就在这一年，处于西方制裁下的中国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经济货币化”起步。

　　此前中国也是靠计划分配、票证供应，属于“非货币经济”。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了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国实际上因财政严重亏损而彻底放弃票证分配，由此走向了加快货币化的新阶段，那以后货币增发速度陡然向上。这样，中国就发生了不同于苏东的性质变化。

　　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也历史性地发生了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当年西方人在苏东解体之后曾经奔走相告的是中国崩溃论！如果中国滞留在产业经济阶段、没有演变为货币化经济，以GDP来核算的经济总量就难以短期大规模扩张，恐怕也很难抵挡西方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政治渗透，很难逃脱苏东金融垮塌的命运。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就从此进入了货币化和资本化——就在1992年增发货币的同时，政府同步放开了三大高风险市场来吸纳增发货币：其一股票，其二房地产，其三期货。这三大市场都属于高风险、高投机的、促使金融在大城市积聚的资本市场，今天当我们来计算GDP的时候会发现，城乡差别拉大是由于有相当部分的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其实来自金融资本集中投入的高风险市场。紧接着，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一般矛盾——产业资本阶段内生性的生产过剩，而就在同期，中国接续货币化启动的，是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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