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三农”问题的化解：现代、后现代抑或他途

　　按眼下流行的说法，以杜润生、郭书田、何开荫、陈锡文、温铁军、赵树凯、朱守银、张红宇、韩俊、詹成付等为代表的农村政策研究，以张五常、林毅夫、周其仁、刘福垣、迟福林等为代表的经济研究，以陆学艺、李强、朱光磊、李培林等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等，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　进入21世纪，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反思时期；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诉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详细内容，参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由此引发了全社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强烈反响和广泛讨论；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开始直面现实、进入核心领域。这个说法似乎漏掉1980年代初，从“农发组” 到“体攺所” 那班人（不需要列出长长的名单），也似乎漏掉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曾经达到的历史高度——农民问题是改良、攺革、革命、建设、发展的基本或关键问题——也为此吵吵闹闹了近百年！？

　　近百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世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书本可谓多如牛毛，车载斗量。但若将近百年的吵吵闹闹作一梳理，争论双方所持的“道路” 却又是如此的简单：一方企图再现中国历史上有过的繁荣景象，但并不反对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一方企图再现西方（过去的苏化本质上也是全盘西化的另一版本）农村工业化丶城市化——近现代过程有过的繁荣景象。从1980年代未以来，争论双方所持的“道路” 又添加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道路之争。只要“三农”问题继续存在着，争论还会继续。作为一个农民，本文试图从“另外” 一个视角来谈“三农”问题。

　　一

　　现代中国发生三次“农村包围城市”：

　　——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革命遭遇滑铁卢。其后，踏上“农村包围城市” 的武装革命道路;

　　——1956年，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毛泽东由农村合作化再到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次“成功” 的“农村包围城市”;

　　——上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起由农村“包产到户” 再进城市。事实上，又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历史一幕。

　　 毛泽东那代人始终坚信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且成功地以“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打造了这一完整的链条的笫一节——“新”民主主义。

　　在延安时代，毛刘有一个百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但是，通过1956年到1958年实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三级跳，新民主主义的大门被关上。可以肯定地说，放弃百年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那代人企图以“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打造那个完整的链条的笫二节——“半”社会主义。研究这段历史的文章书本也可谓多如牛毛，车载斗量，我的基本观点是，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丶国际环境压力丶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等意识形态的陷井造成的；放弃新民主主义，是现代中国陷于复兴传统与实现工业化两难境地时作出的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乌托邦的选择——也是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惯性使然；而且，新民主主义的大门关上之后，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走上了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道路——远离社会主义，顺着传统的历史大惯性，用党权的力量，将传统的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推向顶峰。

　　社会国家主义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改革的逻辑起点。回望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农村，起源于1956年合作化时期的 “包产到户” 根本不是什么“英明决策”， 也是最不值得替高层“歌功颂德” 的一项由农民自己创造自自选择的历史性政策。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 还没有认识到“包产到户”的历史真面目；“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批评极左路线的同时, 继续强调用法律保护“人民公社体制”；1979年，国务院在京召开的七省农口和安徽三县负责人会议形成的精神是“不许搞包产到户”；直到1980年9月才在“贫困地区” 为“包产到户” 开了一个口子。1978年“洋跃进” 宏伟规划滑铁卢之后的三年，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的修理型的“改革” 终究未能再现农村曾经有过的繁荣，“包产到户” 成了一条别无选择的选择——农民无声无息不停地抗争的结果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 之势。讲改革以“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启开历史大门一点也不为过。

　　可以说，现代中国发生三次“农村包围城市”， 前两次是高层自觉的结果，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农村包围城市” 是高层不自觉的结果——就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包产到户” 的劳动组织方式而言，农民远远地跑在中央“红头文件”之前，先行者都曾担当杀头坐牢的风险，几乎是由农民一步步“逼迫” 中央下达“红头文件” 承认“包产到户”的。

　　今天，按毛刘那代人心目中标准的那个“四个现代化” 的目标早已实现——当然是通过社会国家主义的道路实现的——“三农”问题就成为这条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历史遗产。“三农”问题凸现，农民“二流公民” 地位依旧，似乎隐含着前“49” 后“49” 通过60余年的变迁仍然是“近似相等”。 “三农”问题凸现，农民“二流公民” 地位依旧，似乎又敲击着当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大门：继续沿着社会国家主义的道路“前进”，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再现西方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有过的繁荣景象打造一条现代化的完整的链条，抑或将毛刘那代人的从“新”民主主义到“半”社会主义再到“全”社会主义的完整的链条重新描写出来！？

　　这里，讲现代中国发生三次“农村包围城市” 的目的是想指出，不论你打造那一条完整的链条，都不要忘记“农村包围城市” 的历史，因为“农村包围城市” 不仅含有你那完整的链条的第一节而且含有整个链条的历史信息——中国农民是现制度的支撑者又是现制度的破坏者！如温铁军先生较多地说到农民支付现制度成本，较少地说到农民对制度的破坏性；林毅夫先生的制度与组织创新与新农村建设主张，似乎着眼于农民无力量的一盘散沙；李昌平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的诉说等，似乎着眼于农民是弱者受“压迫” 者；他们都不是基于中国农民是现制度的支撑者又是现制度的破坏者的支点，等于轻估了中国农民潜在力量，因而仅仅将“三农”问题置于社会底层问题，或将仅仅农民视为需要保护的阶级以及仅仅将农业视为需要保护的产业等作出各种各样的政策选择——“三农”问题本身已强烈地批判着现制度，而理论对现制度的破坏性批判得又不彻底。

　　二

　　轻估了中国农民潜在力量，也就意识不到当代中国的潜在危机。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史有两大特色，其一，是西北对东南、游牧对农耕的攻伐融合；其二，是国家大一统且大一统的国家是一个强大与弱小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体——国家有时貌似强大实则弱小。不要忘记，一个处于山海关之外的小小满族，能够入主中原，一统中国260余年。这至少可以证明小小满族是一个历史上伟大的民族——当然，是传统中国数千年强大而又弱小的国家造成了这个伟大的民族！也不要忘记，1820年，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超级巨型国家，人口与GDP都是全球的龙头老大，距1820年不过20年时间，西方不过几条小船就轰开了国门。正因为大一统的国家是一个强大与弱小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体，中国历史上有过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四个最为苦难与混乱的分裂时期。这个“大一统” 的强大与弱小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体还存有一个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因素——从微观层面看，人的立身之地缺乏公民权根基；也正因为如此，从宏观层面看，虽然通过政治统治的纬线与宗法关系经线编织了“大一统” 的罗网，但人心不齐，如同“一盘散沙”：地方割据势力（如刘秀丶袁绍等）与农民起义（如黄巢丶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应该说，中国农民是现制度的支撑者又是现制度的破坏者是一个历史大惯性问题。这个历史大惯性又决定着现制度在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不要说久远的历史，中国的现代史当代史就这么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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