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三农” 问题：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分析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曲悲壮的进行曲——是农民独立推进东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悲壮的进行曲。这是因为，在近现代，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之后，中国农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为世界上所罕见——这一特点，决定着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离不开农民参与主体，从而决定着中国不可能走上通往近现代化的“世界一般” 的保守道路。

　　新民主主义时曾承诺解放农民，但最终走向剥夺农民牺牲农民农村农业利益。历史前进到今天，中国农民仍然是一个被解放者，还没有找到一个让农民自己解放自已的制度。这实际上暴露了发展能力或综合力量同惯性相匹配的问题，又暴露了政治遗产的清算问题。

　　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着眼于 “三农” 变迁，可以描述为以下三个历史性变迁，传統农民——城镇居民——现代市民；传统农村——城镇——现代城市；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但繁荣的背后是以牺牲农民农村农业利益为支撑。迄今为止，从“过程”看，找不到中西方的制度“优越性”！？ 也找不到曾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在这一点上，曾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尤如一对孪生兄弟（在人类史上，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不亚于资本主义任何时期，但在挖苦农民这一点上，同样也不亚于资本主义）。当代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剥夺农民基础上，造就工业化的基础。而且这种“剥夺” 采取的手段是同传统彻底“决裂” ，结果却“复活” 了传统——剪断农民连结土地的脐带，却又将农固定在土地上的结果是中世纪庄园在现代中国得以“复活”！？直到今天，人们还意识不到，在某些时点上，我们具有与西方同源同构同息的历史过程。或者说，我们主观上想走一条与西方早期工业化有别的道路，客观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着一条与西方早期工业化几乎是相同的道路。但又完全不同，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农民是一个被终结的对象或被消亡的对象，而在中国，农民却是一个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有效载体。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几乎用最近30年走完西方近300年的道路——走过了西方从农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超级起飞的“浓缩” 过程。这里，“有机有效载体” 可以简单概括为三点：一是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流血是旧秩序的破坏者；二是和平建设时期，农民流汗，是制度成本的支撑者；三是在最近三十年，一大批先进农民既破坏了旧秩序又创造了现代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并启动着市场经济的运行（一批先进农民成长为现代企业家，无数农民出卖自已的劳动力从而形成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光凭这两点足以证明）。正是这三点，中国农民把西方近300年的历史颠倒过来。

　　农民问题在近现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视角在转换，经历着一些变化。如，如果将时光逆转到1949年以前，尽管中国农民战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次数上都是人类史上无法相比的，但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回避了这个问题。相反，在“新生活运动” 的名义下，他们描述了中国社会和谐的景象，统统把农民领袖称为“匪” 和破坏秩序的人——仅仅从防“匪”剿“匪” 的视角关注农民问题。当然，也有将农民战争称为民众暴动者，苦劝统治者防“暴”。 但，总体上说，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不存在农民战争的“历史”。 在1949年到1961年间，发表的有关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论文达400篇以上，有关19世纪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史料也相当于这个数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1949年以后直到197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研究的中心问题。对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关注，用毛泽东的话说，“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目标是，用翦伯赞的话说，是“揭示中国被压迫民族的伟大的革命传统。”对于把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提高到“动力” 这样重要的中心地位，除了历史学家们在选题和方法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之外，就是企图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內解释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动力何在。1980年代，人们在农民身上寻找新民主主义历史局限性。认为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传统中国的农民只能作为攺朝换代的工具；近现代中国农民或充当尾巴或像阿Q那样被愚弄利用和抛弃；或充当“革命元勋”。在最近20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共同聚焦“三农” 问题。然而，“学者们”，在意识形态控制依然相当强的语境下，很难完全按照自身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意图进行直接发言。有的仍然陷于“破坏者” 、“动力者”、 “阻力者”的框架内难以自拔。有的干脆抛开这些东西，直接同国际接轨。以政治学为例，象政治影响力是西方政治分析中一个中心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学者们” 对着书本开发出的论题，诸如，农民的政治影响力及生成路径等。因回避“政治遗产” 及“历史大惯性” 问题，很少读到有深度、广度、力度的文章，且理论总落后于现实，把农民问题是革命和建设这一根本问题退化为一个年年叫喊的需要关注的社会底层问题。在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如刘秀丶袁绍等）与农民起义（如黄巢丶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的国度里，这种“叫喊” 声已叫喊了几千年！？

　　眼下，人们可以听到诸如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体制改革跛足进行等宏论，可是中国农村攺革“包产到户” 与废除“人民公社” 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是齐步走的，中国农民也已经“自由” 了——打工或种地已是农民自已的事了，中国农民也已经“民主” 了——每隔三年也有一张选票选举村里当家人了。然而，摸着良心问一下，中国农民自由 了吗？中国农民民主了吗？眼下，“三农” 问题的研究重点领域为，土地产权问题、农民的公民权问题、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等，但若停留于以往因“破坏者” 而防“匪”、 防“暴”、“ 维稳 ”、或以为农民是“阻力者”仅仅给农民一碗饭吃就不会起义造反、或以为农民是“动力者” 而夸大农民的历史地位等的思维方式水准上，这些研究“成果” 有可能会给农民重新送去“枷锁”！ 特别是，停留于这些思维方式，在引进国外理论时，对着书本开发出的土地产权问题、农民的公民权问题、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等的“三农” 理论，只能遗误“三农”。

　　当下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城市被农村包围着，农村又被非农民包围着。城市被农村包围着的出路只能继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农村被非农民包围着的出路只能建立一个补偿进化机制，彻底剪断农村非农民同土地连结的脐带。中国“三农” 问题的全部难点在于从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层次，为了适应现实而建立一个强大的补偿进化机制。农民是一个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有效载体，但已成为历史——一段“颠倒西方历史”的历史，中国农民若能通过补偿进化为现代以至于后现代的有机有效载体，那么，一个基于人类绝不能只为了适应现实世界而放弃对蒙受社会不公者的物质与精神的补偿这一基本的伦理要求的新制度必将在东方中国出现——这也是人类社会伦理进步与文明进化的新途径！

　　201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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