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三农” 问题：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分析

　　但实际看到的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黑白分明的风景线是都市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与农村停滞。

　　按照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走了一条牺性农业利益的道路——农业与工业关系成为工业优先的“一方先于一方” 或“一方优于一方” 的非协调的介入型关系；与之相应的是，一个曾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力量与声望的衰落总是伴随着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如，多数西方国家，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贵族力量遭到破坏，近代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和政治力量。如果按照工业化标准，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确是向着世界近现代文明汇流。但中国农村的停滞并不象西方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取得统治地位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也不象西方那样，产生一个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农村的停滞是再现了朝代后期的衰落景象。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工业化加速了这一衰落进程。如同每一个朝代一祥，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包括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等要素，促进着朝代的中兴，也如同每一个朝代后期一祥，这些要素也反过来迅速瓦解着王朝。按照曰本的经验，豪绅地主阶层在19世纪后期，产生了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 中国的豪绅地主阶层在近现代衰落过程，除了不再受传统政治和道德法令约束，实行最野蛮的剥削外，就是把农民推向更为穷困的境地。当豪绅地主不再是原来的帝国制度的社会基础时，产生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近现代化过程：没有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现代化精英”， 从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使政治和军亊力量与社会和经济力量看似相分离独立，实则互为一体不独立；支配社会和经济的政治权力看似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实际上又不独立于社会各阶级；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主导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

　　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不论那一个阶级或者任何一股民主势力都不足以“树立” 国家。在近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遗产有两项：

　　第一，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是同一个“国家”！？

　　第二，从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之后，社会阶级利益并不足以构成近现代政党的“生命”， 相反，近现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依托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独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这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国家政治自组织运行的一个新特征，而且也是近现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特征。

　　这里需要对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作点补充说明。

　　在前近现代，地主是“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 意思是说乡村地主帝国制度的基础。另外，中国的政治人——有权阶层不论居住在何处，都是有土地的，他们当然是地主，即或无土地，其生活也都间接建在地租及国税之上。前近现代的政治的确可以简化为地主政治。

　　再说军阀政治。传统中国，历代都有军队，但不能说历代都有军阀。历代统军除受皇权的支配遵循皇权的意旨外，别无自由，所有行动完全受皇权的指使。也就是说，统军虽率领着大军，但不能为所欲为，必须受皇权的支配，所有军队是皇权的私有财产与工具，这便不是军阀。而军之所以为阀，是统军率领着大军，为所欲为，上天下地，唯我独专，不受任何势力支配，所有军队是他自已的私有财产与工具。在近代，中国的统军者，自袁世凯起，传统中国的约束力量不复存在，这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只有军事领袖为各方所借重，成为奇货。旧有势力要镇压新兴的民主势力，不得不借重军事领袖；如满清起用袁世凯与民主势力相周旋。民主势力要推翻满清，也不得不利用军事领袖。如辛亥革命，各省起来独立的都是满清属下的军事长官。帝国主义要在中国树立傀儡，更不得不利用军亊领袖。中国的军事领袖在旧势力、民主势力及帝国主义三方拿扯下，自然成为奇货。说得直白一点，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就是一个不受传统力量约束的军阀政治时代。据有关资料，20世纪前30年代以前，民国六年，军费所占总支出70%，民国十七年，军费所占总支出90%，平均为30%-40%之间。同期，曰本9%、英国5%、美国8%、法国14%（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齐鲁书社，1988版，第607页）。在一个贫穷的国家，每年竟要支出这样浩大的军费！从何处开支呢？当然从农民身上“剥皮割肉”。按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的资料，德国瓦勒格曾到中国调查，民国初年，山东佃农的地租为普鲁士佃农的6倍。中国农民遭受的“剥皮割肉” 的程度在世界上所罕见。也可以说，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之后，中国农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为世界上所罕见。

　　在20世纪上半叶的50年里，中国换了很多国家中央政府；当然，夺取中央权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二千余年的中央王朝国家的克星有两个：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在近代清王朝（1840——1911）时期，还是千年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的，不然末代娃皇登不了基。中华民国（1912——1949）终结了传统的千年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党权取代皇权后，国家仍然受传统惯性使然，基本上是一个政党加军阀政治时代的国家。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直到北伐南蒋北张携手联合国民党才拥有一个恐怕尚无晩清完整的统一的国家。而曰本的野蛮入侵又撕裂了这个国家。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的历史舞台上，国民竟然生存挣扎在无国家的社会中长达三十年之久! 无国家不等于无政府，国民处在军阀的独立王国及附属政府的重重压迫之下。以至于国民对无政府的社会向而往之。民国在结束了自秦废封建为郡县直到清朝这一传统的专制一尊的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国家之后，却使国家成为立于军阀统治基础的近现代的专制一尊的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国家。军阀统治军阀割据军阀混战，使二千年前曾经的战国时代又在现代复活。其失败如同清王朝一样，国家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既无力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无力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

　　近现代中国，阶级的力量或所谓民主的力量仍不足以树立国家政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它不是一个阶级国家民主国家，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家，也就是说，是一个政党加军队政治的国家，国家仍然受传统惯性使然。 不同的是，前者是政党加军阀政治，后者是政党加军队政治，正是“阀”与“队” 一字之差，传统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得到“复兴”。 中共将党支部建到连队以下，政党取得军队绝对领导权，仅此就不叫军阀而叫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立国基础是政党加军队政治。当然，同样是一个现代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还是有质的的区分的，如1949年以前，一个是与城市大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结成联盟，一个却要与农民劳工联盟。但无论是民国还是共和国，国家本质上是一个为民作主的国家，还不是一个让民作主的国家。

　　近现代与以往从传统又复归传统不同的是，历史提供了一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舞台。晚清既没有驾驭这个传统，也没有走出这个传统，因此无力“复兴” 国家，民国也如此。毛泽东那代人却在有着深层文化背景的历史舞台上驾驭了这个传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之初的目的指向还是自晚清到民国那个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也就是说，毛泽东那代人政治遗产是一个“复兴” 了的国家——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1949年以后某些时期或阶段事实上走的是强化传统之路（还没有走出传统）——只是人们还意识不到这一点——在经济走向“现代化” 的同时，政治却走向更“传统化”—— “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 的问题又成为留给当代的最大的政治遗产。

　　近现代是顺着历史大惯性走来。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惯性，如同自然惯性一样，并不总是消极的东西，人类所能做到的只能使发展能力或综合力量同惯性相匹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惯性，社会机体会象一匹没有缰绳的发疯野马；而社会机体没有发展能力最终会发生癌变。可怕的是，既不承认历史大惯性，又不承认自己所接受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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