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朝华：从农业转型视角看“进城打工者”问题

　　从国际农业发展的普遍经验来看，保证专业务农者的收入跟上社会一般工资率的基本途径是推行农业规模化经营。美国的农业效率委员会和国家科学院等专业机构1975年在《美国农业生产的效率》一书中曾指出：农业“需要生产得更多才能维持现有的收入水平。……留在农业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并不比那些不在农业里面的人坏，甚至还可能稍好一点，但这仅仅是因为近年来农场数目缩减很多使平均收入能够增加。”另据新华网2013年的一篇报道，美国艾奥瓦州一位中学校长告诉记者，其父亲务农的时候，大多数人种植160英亩土地就足够谋生了，但现在需要拥有上千英亩土地才能赚足够多的钱。法国作家H.孟德拉斯1992年也提到，法国经济学家们证明，当农户的耕作面积低于一定规模时，要想使农业经营能够赢利将非常困难。如在1956年，如果耕作面积不到15公顷，“中等的”农业劳动者将得不到足以养活家庭的产量；而到1964年，这个耕作面积下限提高到了21公顷。

　　可见，在耕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让大批农业劳动者转入城市非农产业，使留下来的农户能够靠资本替代劳力的技术创新不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保证专业务农者的收入能够跟上社会一般工资率的基本条件。

　　第三，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产销体系，满足消费者对优质、健康和安全农产品的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从求量为主转向求质为主。而要适应这种需求转换，需要改变农产品的生产、流通模式，针对农产品的品种、质量和安全性建立覆盖生产、仓储、加工、分销、零售、消费全流程的品牌认证、质量监控和责任追溯体系。这会显著增加农产品产销业者的运营成本，传统小农经营规模小、组织程度低、投入能力弱，无从适应这样的系统转换。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产量不小，但质量不高，安全性问题突出。这也是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创收潜力有限的一个原因。而当前中国的农业转型就是要在推进农户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强农户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并通过发展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服务体系来促进农业创新，提高农业档次，刷新农产品质量。

　　这三个方面分别关系着中国的粮食安全、农村振兴和民众生活质量升级，是当前中国在农业发展上面临的三大基本任务。限于几亩、十几亩土地的传统小农经营已无法适应这种转型要求，必须发展基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家庭农场。而这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非农化为前提。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农业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其实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演变的必经之路。能否顺利实现这一转换不仅关系着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兴衰，而且影响着中国的整体现代化进程。

农业转移人口的涌现昭示着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源和新动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2013～2015年期间，城镇对农村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约为2.7倍，城镇对农村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率约为2.4倍。这就是说，平均而言，若一个农村劳动者转入城镇非农产业就业，就有可能使自己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2倍以上。如此明显的城乡差距意味着，当前的农村人口城镇化大潮中蕴含着巨大的收入和需求增长潜能。如果能够通过农村劳动者的城镇化消弭城乡间现有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将大幅提升中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并显著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而且，这样的人口转移和产业结构转换源于农业人口的自发追求，无需政府做大力的资本投入和物质支持，政府需要做的仅仅是撤除维护城乡分隔的制度屏障，让农业转移人口能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并在城镇中不失尊严地居留下来。

　　近几年里，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培育经济的“新增长点”以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成了政府的主流口号之一。但许多长官在理解“新增长点”和“新动能”上往往瞩目于形形色色的新兴技术和高端产业，而对中国经济本土内生的增长点和增长动能却好像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实际上，有关新兴技术和高端产业的构想十有八九基于对发达国家的观察。那样的高端产业和技术能够在发达经济中成为新增长点并提供发展新动能，是与那些经济体中的产业结构、要素价格体系、人均收入水平、体制环境等等因素密切相关的，离开了那些背景条件，那些技术和产业是否真能产生同样的发展效果是有疑问的。当前中国经济在基础条件、价格体系和体制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差明显，不考虑中国经济的本土状态，拍脑袋推出的产业振兴计划或技术创新规划往往事与愿违，费力不讨好。

　　政府是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积极角色，政府需要对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新动能保持关注和敏感。然而，要想做好这一点，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经济结构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动向及其原因。而揭示这类信息的最佳机制首推大范围的市场动态和价格变化。当前，若真心关注经济新增长点和新动能，也真懂得该去哪里寻找新增长点和新动能，就应该高度重视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的动向。因为，千百万农村劳动者背井离乡涌入城镇谋求非农产业职位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它确凿无疑地昭示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源和新动能。各级政府本应拿出与招商引资一样的热情来拥抱和欢迎这一转变。可遗憾的是，不少城市长官的思维囿于城市福利体系的眼前利益，一叶障目，看不到这一结构转换所内涵的深厚发展潜能，将农业转移人口及适于他们参与的一般工商业斥为“低端”，以为不加以驱逐和清除就不能推进中国发展和城市进步。这样的发展追求恰似胶柱鼓瑟，缘木求鱼，真不知还有什么比这更盲目和颟顸的。

　　农业转移人口的大规模涌现反映着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深层隐忧，也蕴含着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巨大动能。认清这一现象的本质，把握其中的机遇，化解其中的危险，需要超越部门利益和地域得失的卓识和智慧。这绝非单纯的农业问题，而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头号战略问题。面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需求，顺应还是拒斥，对中国的发展而言，实属命运攸关。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原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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