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打通乡村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十多年前的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发生三个层面的巨变。第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数千年来国家都是从农村提取资源,皇粮国税不可免,但到2006年,国家竟然取消农业税。传统的以收取农业税为中心而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面临着巨大转型。国家不仅取消农业税,而且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支农,到目前,国家每年涉农转移支付超过万亿。第二个层面是农村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不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而且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改变之中。第三个层面是农民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变化,传统传宗接代的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现在都成了问题。

　　上述三个层面的巨变当然不是在2000年的世纪之交突然开始的。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告别业已循环数千年的传统社会,走上巨变之路。这种巨变发生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核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巨变积累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仍然居住着70%的中国人口,农村社会仍然相对封闭,社会结构仍然稳定,一切都好像在变又未变。到了2000年,农村变化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猛然间加快速度,形成让人震撼的能量,以至于相对2000年以来的农村巨变,过去数千年的农村似乎没有变化。

　　在中国农村的巨变中,最显著的一点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都进城务工经商,生活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主要生活场所也转移到城市。这种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进城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就大幅度减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进城是农民的选择,也是他们改善福利的途径之一。农民进城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因为全家进城的生活成本太高。农民选择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当前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都选择了这样一种家计模式,这样可以让农民家庭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这样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上的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同时,这种“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必然会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的最弱势群体提供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建立相对完善的新农合、新农保支持,从而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缓解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国家支农资金还为农民提供大量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正在快速改善。

　　国家投入解决了农村存在的大部分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有些事情还要依靠农民自己来解决。这就是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之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并不是工程问题,更不是国家投入的问题,而是农民组织问题,即这些与农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密切相关的事务须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比如国家不可能为每个农户打扫他们门前的“生活垃圾”。在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传统力量已经弱化甚至解体,而国家行政力量又无力接替时,农村社会就出现了各种新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等看得见的问题上面,而且表现在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关系日益冷淡、赌博越来越普遍、地下宗教泛滥等方面。这些问题渗透于农村社会的很多层面,且正是这些问题的聚集呈现出农村巨变,这些巨变触动着每个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春节返乡的人。

　　中国农村规模巨大,地域广阔,世纪之交发生的农村巨变在不同区域又存在差异。总体来讲,当前中国农村按经济发展水平可划分为东中西部农村；按村庄社会结构可划分为南中北方农村。从南中北的区域差异来看,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中国南方的大部分省区如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农村,村民大都是聚族而居,村庄与宗族合二为一,宗族组织较为健全有力,农民的宗族观念也相对较强。因为存在如宗族这样的结构性力量,在面对快速变迁时,虽然宗族本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仍然可以在一些方面回应和缓解冲击。华北农村,村庄内一般都分为若干“小亲族”集团,不同“小亲族”集团在面对外来冲击时,可能会表现出更加激烈的内部竞争,所以很容易出现离谱的面子竞争。长江流域的中部农村,在农民家庭之上缺少强有力的结构性力量,是所谓的“原子化村庄”。在这样的原子化村庄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对于维系基层秩序,尤其是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更加重要。

　　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的巨变是中国100多年持续进行的现代化转型最终在农村地域上的体现。这种巨变还会持续很多年。这个数亿农民生活其中的中国农村在社会发展中出现了新问题,而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不仅让农村缓解巨变带来的不适,而且最终与城市一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此文为《最后一公里村庄》一书导言,刊发时有删节

　　转自:《人民日报》2018年0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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