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平：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透视

　　所以，在传统的依靠人工与畜力支撑的农业发展方式得不到有效改变之前，即使是少数地主从所有权的角度拥有较大比重的农村耕地，也一般不会对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构成重大的负作用。但是，如果多数农民处于失地或少地状态，必须租赁地主的土地以求生存，地主通过经营权的出让来剥削农民的劳动剩余，作为经济制度安排，其发展方向必然导致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最后不可避免地会逐渐侵蚀农村社会的和谐与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因此，历代王朝都要出台一些调整、治理农村土地制度的法令。较为著名的有：北魏的均田令，隋唐的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等。目的就是极力阻止和严厉打击豪强势力到农村去兼并农民土地，确保小自耕农的生存环境，限制大地主的利益冲动，以维系国家财政收入与政权秩序的稳定。但后来的子孙们一代不如一代，慢慢地丧失了警惕性，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的良莠不齐和急功近利，往往不顾王朝社会的安危，纷纷向农村土地伸出魔掌以求“分一杯羹”。于是，农民的揭竿而起与官府的血光之灾又到了临界状态。

　　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状况对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无比重要性，几乎是举国上下人皆尽知的基本常识。然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官府组织与政权力量一般只停留在县级，很少深入到山乡农村，史论谓之“皇权不下县”。尽管那些皇帝们都生怕权力旁落而厉行独裁统治，却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状况基本上采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和放任自流的策略。有学生问过我：这种管理状态与历代统治者推行的“崇农”、“重本”的国策恰如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即使是强大的现代政府，也不敢放任一盘散沙式的农民自由行动，脱离政府的监控，否则，肯定会天下大乱。

　　从逻辑上讲有此可能，但实际上这显然是以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历史上的事情。我们今天的政府抓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的是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的办法，通过下达具体指标、设置专门机构、制定考核体系、严行奖惩挂钩等方式，把发展责任具体地落实到每一个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头上。同时，还配套有许多财政、税务、土地、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不惜代价地到处搞招商引资，弄得各地竞相追求GDP，经济发展成了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古代的官府则不然，因为官府的规模很小，管理机构与官员编制很少，加之既无可控的要素资源，也缺乏有力的调整手段，就算把农业看得再高再重，亦只能依靠官员们的“嘴巴功夫”去劝导，这大概也是古代社会里之所以把官府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的行为称为“劝民农桑”的主要原因。

既然是“劝民农桑”，其客观效果必然十分有限。纵使地方官员十分勤勉、体贴民情，经常下乡进户，深入农村“亲耕”示范，亦不能说明就他们比农民更加懂得如何去种田。同时，繁荣发展农业生产需要资本投入，需要科学技术，需要团结互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需要建立起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社会服务体系，需要不断地改善包括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各种外部条件，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古代社会的官府很难做到的事情，只能任由农村的农民自己去随波逐流“看着办”。因此，历代王朝虽然一直都在高喊“劝民农桑”，但结局往往“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态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也是中国农业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老态龙钟地悠悠前行，资本有机构成和科学技术含量基本上没有发生过革命性的飞跃，仍然年复一年地处于一种依靠人工畜力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境界的根本缘故。

　　2、近代社会亦无“三农”问题

　　时光的脚步进入了近代，特别是晚清“办洋务”与“推新政”之后，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开始出现了一些“千古未有之变局”。首先是新型工商业经济活动的崛起逐渐替代农业成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其次是一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心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并为近代城市化的建设进程呜响了笛声。资本主义的“西风东渐”使得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即“读书立德、农耕守家”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从此不断受到全面挑战。不少农民通过各种信息孔道陆续发现，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交通发达，信息富集、通讯便利，工商兴旺，不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非偏僻闭塞的农村可以比较，而且到处还潜伏着许多足以改变农民贫穷命运及挤身于上层社会的奋斗机遇。由于城乡二元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渐次出现，祖祖辈辈一直为之自豪的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便不再是他们顽强坚守的理想境界，大山外面与小溪尽头精彩的城市世界尽管有太多的未知风险，但“泥腿子”们仍然成群结队、义无反顾地脱离农业、冲出农村、走向城市。因而，晚清以来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地涌入城市既是近代城市得以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也是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

　　于是有学者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发端，应该从晚清时代算起，因为只要存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一母体，一般都会孕育出类似于现代“三农”问题性质的怪胎。其基本的叙事逻辑大概是：城市经济以社会化生产为典型特征，加之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比较高，就业的渠道与改变命运的机会比较多，而农村经济则以个体小生产为主要特点，基础设施落后，生产规模小，综合成本高，农民人数多，增收渠道少，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弱，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如果并存的话，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必然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朝城市奔腾而去。一边倒的结果，肯定会导致农业凋敝、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不堪情形。

　　这个观点听起来有理，但属于是教条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拿今天的“三农”概念去生搬硬套昨天的历史。十九世纪下半叶，农业的商品化率随着市场经济的拓展而逐渐提升，这为城市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中国的城市近代化进程在晚清与民国时期只是起步阶段，而且很慢也很难，既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尚不足以支撑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也说明了当时的政权组织没有刻意利用行政手段干预的办法去撬动城市化的超常规建设。无论是晚清王朝还是民国政府，在发展新型工商业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农业经济的基础地位。这一时期国内外战争频仍，惨遭战火蹂躏的主要是城市与工商业，广大农村成了城市居民的“避难所”，而农业经济则成了国家力挽狂澜以安度困苦的“救命丸”。即使处于和平年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也不大，居民与农民的身份、地位与机会成本，包括在法定权力、公共利益的分享上并无明显的悬殊。因此，城市与农村始终都呈相互开放状，农民的异地迁徙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十分自由。诸如鲁人“闯关东”、晋人“走西口”、徽人“下上海”、燕赵之人“进北平”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巴金笔下被称之《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故事，均是对这一时代最典型的人口流动潮的真实写照。

二、新中国以来的“三农”问题

　　追本溯源，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并非改革开放之后才突然从地平线下面冒出来的东西，而应该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由党和国家实施一系列方针、路线、政策所逐步演化与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是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属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性质，时间上的起点应该与新中国同步。

　　1、新中国“三农”问题何以形成

　　1949年，新中国如同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不少农民受各种原因的驱动，挣脱宿命主义的羁绊和冲破传统宗法制度的束缚，满怀“翻身解放”的喜悦，带着“重新做人”的心情，沿着近代农民进城之路，携老扶幼向城市跋涉迁移，成为世界东方的一道时代风景线，也可以理解是中国现代城镇化进程中折射出来的第一缕“阳光”。国家统计年鉴记载，从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4年时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净增了2016万。我的看法与主流有点不同，觉得应该从宏观上把此现象看成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的契机与起点。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60年代，亦正是东西方各国大规模推进现代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的“黄金发展期”。我国若能充分利用当时“一张白纸”的画画效应，通过一系列支持政策不断去拓展人口红利与机遇优势，正确引导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科学聚集，统筹兼顾城乡发展的一体化进程，其结果必然不像后来那般曲折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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