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平：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透视

　　其三，高度严密的行政“一元化”管控方式，使得多元多样的城市社区自治模式成了不敢逾越的“雷池”。社会组织结构上的顽固性，单位生产生活上的封闭性，居民经济政治上的依附性，给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形成了极大的成本。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别，也导致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分割。城市无论大小，每个城市都是相互封闭、相互独立的社会体系。在城市内部，没有多元的社区共同体的概念，所有的居民都被编织在一个组织化程度极其强大的“行政网格”之中，“一元化”领导是妇孺皆知的基本常识。由于户籍管理、粮食供应、就业安排、住宅分配、公费医疗、劳动保障等一系列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直接配套的制度建设，致使城市的社会生活在性质上也变得类似于农村。一般的市民对于工作单位在经济上政治上的依附性，可以说并不亚于农民对于土地和生产队的依附性。因为工作单位不仅只是城市居民谋职领薪的地方，包括干部的任免、职工的进退、家属的就业、子女的教育、结婚的审批、住房的分配、食品的供给、医疗的报销、各种矛盾的调解等生老病死的一切事务都被纳入所在工作单位的管理范围。因此，每一个单位在微观上都是自成体系的封闭“小山头”。本该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绝大部分由各个基层单位来承担。于是，每一个单位都不得不努力追求“小而全”、“大而全”的管理体系。工矿企业办“社会”，事业单位办“社会”，党政机关办“社会”，成为建国以来城市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对于任何单位来讲，进人就意味着要增加一系列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政治责任。所以，单位与单位之间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它性，几乎也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居民对于工作单位的这种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开拓创新精神和自由竞争活力，也严重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使得单位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边际效益始终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说，这是我国的城市发展为什么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老是停滞不前的现实原因，也是1984年以来我国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实施开放“城门”的政策老是步履艰难的历史原因。

　　断言历史不能假设的依据是因为人类社会的时光确实无法倒流。但是，这并不妨碍对有些历史实践的结局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完全应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转型发展、农民群体解放新生、广大农村欣欣向荣的重大历史机遇。当时也确实有一些可供选择的其他路径，令人扼腕的却是，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们最终做出了一个必然导致农业缺乏生机活力、农民不能脱贫致富、农村无法兴旺发达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因此，中国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久久不能形成有效的突破，并且衍生出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是难辞其咎的。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转自:《江汉论坛》2017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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