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垚：吾土吾民、世道人心与关于农民的民族志

　　第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的重要力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主导者农村的文化实践。同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逐渐兴起。

　　为什么将皮影戏作为关中地区农民文化与表达的一种主要方式？

　　首先皮影戏是戏剧的一种，是传统农村社会主要的大众传播方式，具备了一对多的传播形态，以及娱乐、教化和仪式参与等传播功能。尤其是宋明以来，在数百年的乡村实践中，无论是剧本的口口相传、演出的技巧摸索，还是情感的表达以适应乡民的爱憎，皮影戏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艺术，演出者是农民，观赏者也是农民，是农民跟农民之间沟通娱乐、审美、情感、记忆的一种媒介。皮影戏与关中农民的生产、生活有很深的相互介入、甚至唱皮影戏已经成为关中农民的人生或社区仪式，皮影是关中农民绕不开的表达方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从媒介形式上看，选择以皮影戏为案例，研究农民的表达具有一定合理性。

　　其次，皮影戏与农民一起经历了历史与社会的变迁，形成一种命运共生的关系。清朝白莲教起义期间，表演者是“悬灯匪”，皮影戏被禁演；人民公社时期，皮影戏被称为“文艺轻骑兵”，表演者是“皮影艺人”或“老艺人”；改革开放之后，皮影戏从式微到国宝，皮影艺人也从解决温饱的“手艺人”到作为艺术家的“文化传承人”。直到20世纪末农民依然是观众的主体。因此，可以将皮影戏视为农民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种主要的表达方式，分析农民寓于其中的生命体验和共同的历史记忆，进而提炼出具有宏观关怀的文化内涵。

　　依托皮影戏的案例，自下而上地去研究历史、社会变迁在具体文化实践中的表达，不仅可以看到“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能够发现“底层民众的生活图景”，即“是如何进行自我选择与生活”，“如何进行自我表达与实践的，他们改变了什么，保留了什么？”

　　赵旭东认为：“人的表达就是文化的表达，人借助文化的表达而实现自我的表达。”但是“文化是透过人的活动而实现的，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作为人，我们所能够表达的不是那初始的呈现本身，而是转化了的但是又跟初始呈现相关联的表征。”这就将表达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表达农民的表达不仅仅是表达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更重要的是农民文化的表达；换言之，通过农民的语言和行为，表达农民的文化。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农民的“语言和行为”，内容是“思想感情”，目的是“文化”，而文化是有意义的。

　　具体来说，本书将对“表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操作性界定：

　　首先，表达的形式。农村的传播研究不能仅仅聚焦于农民对现代媒介的使用，而是更多的在生活的细节之中，如乡村舞蹈、民歌、民谣、绘画、传说、木偶戏、地方戏曲、板报或墙报等，卜卫将之称为“传统媒体”，认为它们“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形态之中，成为那些无法接触到大众媒介、不愿意使用大众媒介或无法在大众媒介上发声的群体可利用的一种信息传递和娱乐的工具。”

　　其次，表达的内容。从延安的“新秧歌”到“样板戏”，从土地改革到分田入户，从人民公社到城镇化，从社员到农民工，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可是变迁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在此过程中，中国农民到底在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他们对人生、对历史、对文化、对国家、对世界的种种看法，以及这些看法与生命体验、社会变迁、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渗透、碰撞和融合之关系是什么？具体来说，是农民与皮影戏相关的记忆、叙述和表演活动，也包括部分演出文本。

　　最后，表达的意义。农民表达出来的，无非是他们的所思所想、生活愿望与世道人心，即农民的文化。因此，本书将回到历史场景中，回到农民的生活和言行之中，探索与共和国历史息息相关的农民的表达，透析其背后的历史记忆、情感结构和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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