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农民流动三十年

　　在新的阶段，政府看待农民工的视角发生了变化，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从保护城市人特权的角度看待农民工，或者说为了城市人的需要来管理农民工；不再从某种既定秩序破坏者的角度看农民工，或者说是为了所谓社会秩序的需要来管理农民工。而是从农民权利的角度，从农民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民工。这是一种真正“农民”的视角，是以人为本的视角。有了这样的视角，农民的问题就获得了“正视”，那些过去堂而皇之的限制性政策规定及其说法就显出了荒唐。有了这样的视角，农民工问题就获得了全面重视。于是，若干重要问题的解决，如居住身份问题、，工资拖欠和工资标准问题、，工伤等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甚至养老问题，都取得了实质性的巨大进展。

　　2006年1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个在新的政策导向上系统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文件，是对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内容的深化发展。《意见》涉及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各个方面。《意见》要求，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搞好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和培训；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优先解决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切实为农民工提供子女义务教育、居住条件改善等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享受民主政治权利、土地承包权益等。这个文件的出台,标志着解决农民工问题已经到了系统操作和全面启动的阶段。虽然，新政策执行还只是刚刚开始，现在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的问题仍然严重，例如工资待遇低、拖欠工资、超时劳动、没有节假日休假的权利、工伤和职业病多发、缺乏社会保障、子女就学难、居住难、看病难、民主权利缺失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农民工政策开始走向上了正确的方向。可以设想，如果在政策规定上继续坚持对于农民工的限制歧视，那会是多么大的历史悲剧！而这样匪夷所思的历史悲剧，就刚刚发生在数年之前。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就是出现了民工荒。民工荒的出现，对用人单位来说不是好事，但是，对于民工来说却是大好事。因为民工荒的出现起码说明，民工的就业有了更多大的选择。关于民工荒的成因，社会各界很关注，分析意见很多，本人认为，短缺的根本原因即农民工的“权利荒”，如工资待遇偏低、，劳动条件恶劣、，劳动时间过长、，没有社会保障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继续教育的缺失，忽视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也使得产业、企业升级后必然出现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权利缺失和只针对年轻时期的浪费性使用，导致劳动力紧缺的提前到来。

　　“民工荒”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年轻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再存在。可以说，民工荒的出现是认真反思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契机。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地方政府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方面的积极探索创新，也让农民感到鼓舞。如一些地方已经明确取消暂住证，实行居住证，享受同城待遇。2006年9月，浙江省省政府正式提出，“改革农民工登记管理办法，加快相关立法修改，逐步在全省范围内取消暂住证制度，转而实行居住证制度”。根据2007年11月新近发布的《浙江省居住证申领办法（(征求意见稿）)》，居住证将与社保、就业、教育、居住等挂钩，使持证者享受与同城市民一样的服务，而且还在子女就读、计划生育、劳动保障方面享受到与浙江省内市民一样的优惠政策。此外，有若干地方把农民工改称新市民，如无锡、青岛、西安雁塔区等。西安雁塔区政府发出下发《关于规范“新市民”称谓的通知》，外来务工人员从此改称“新市民”。新市民在低保、义务教育、法律援助等方面与原本地居民相同。

　　改革以来，农民流动的发展是伴随着激烈的政策意见争论的。流动初期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是否应该流动。曾经一段时间，有舆论指责农民，“不在家里种地，跑出来干什么？”甚至说农民不务正业；后来的一段时间，虽然承认农民的流动，但是转向指责农民的流动方式不对，说是“无组织”“盲目流动”，应该“有组织流动”“有序流动”。于是政府部门设计了种种组织制度来约束规制农民，包括用审批、证件等行政手段来约束农民，甚至用收容遣送来对付农民。这些问题的根本，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是农民是否有权利流动？。即便是盲目流动，难道农民就没有“盲目”的权利吗？流动既属于基本人权，更为中国宪法法律所允许，只要不是违法犯罪，“盲目流动”又有何不可？

　　改革以来，农民流动的道路不平坦。三十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这证那卡，这收费那罚款，还有噩梦一般的收容遣送，曾经如影随形地笼罩着农民。对于许多农民工来说，曾经有过的辛酸遭遇，既恍若隔世，又宛如昨日。对于政策和政府来说，难道农民的所有这些苦痛都是不可避免的吗？或者说，难道那些限制、歧视和打压都是正确的吗？答案显然不是肯定的。那么，这些不快的发生说明了什么？。本文认为，这些情况首先说明，在政策思想上，并没有解决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早在80八十年代，我党就提出，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就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因为，当年对于家庭承包制度，对于乡镇企业，政策上都发生过不该发生的打压。而但是，在农民流动的问题上，这种农民与政策的对立和拉锯再度发生。这里面有深刻的反面经验经验需要总结吸取。现在我们终于高兴地看到，农民的选择和创造终于获得尊重，或者说政策终于顺应了农民。但是，我们有必要深思，在今后的改革发展进程中，该建立怎样的体制机制，来保证这样的政策弯路不再重复，保证农民的伟大创造更加顺畅地成为政府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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