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中国三农问题历史逻辑与发展主线

　　因此，所谓"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中西部农村的问题。近代中国发展的一条线索就是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把国民党称之为江浙财阀，那么，这个政权的支持力量是什么？是东部。而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什么，在哪里寻求支持力量？是中西部，尤其是中部农民。因此，1949年的一方胜利一方失败，可以看作中部对东部的胜利，农民对于资本的胜利。前30年，中央依靠计划体制抑制了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差异，2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新一轮的矛盾正在生长。如果我们不想再让历史重演的话，这个问题应当纳入一个紧急的战略性框架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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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不是减负，它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与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国家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毛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中，谁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所受的剥夺如何补偿？工人的低工资有福利补偿，三十年积累得巨大国有资产，没有转移到个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时期改革的资本。20年来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性充分体现出来。解决的办法，我的想法有三个。

　　其一，组织起来。20年的改革开放，完成了一个过程，劳动的雇佣化过程，不管这个劳动是在私人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还是国家官僚资本中。这三种资本性质不同，但在雇佣劳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个过程的完成，要求我们将政权力量能否保护劳动的问题提出来。当然，我们有《劳动法》，但它能够提供多少保护？所以，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其弱在于分散而无组织，如果组织起来，它是最强大的阶级，因为他人口众多。1848年2月，法国的小农占法国人口的65％。当时搞民主选举，结果农民们把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选出来，选出来一个皇帝。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富人，要求公正；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因此，总的来讲，整个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红利如果只让某一个或几个阶层独占，另一些阶层得不到好处，甚至还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发展战略是维持不下去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中国问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必须要走社会主义的根本理由。如果贫富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地方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那个时候，中国就要乱了。看《邓小平文选》3卷本那个谈话，大意如此，略有词句上的混乱。

我认为，"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和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表面上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此处似乎有些疏漏--整理者），还不如说是由提供产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地位决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比如说工资水平，表面上取决于劳动者的供求关系，实质上这是谈判的结果。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谈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劳动者结合起来组成工会同资本家进行谈判，工资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场上的平等交换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它看，决定交换的价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地位。分散的2.3亿的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农副产品价格比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和地方政府谈判能力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税费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权利是一个抽象的规定，它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强者，即资产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权力。所以，我讲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条是组织起来。至于如何组织起来，谁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能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的地方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我们的地方民主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的学术界、舆论界将会给予什么样的支持？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希望诸位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把每个人都转变成为"爬升动物"，每个人必须为了自己不断地向上爬升，争取名利和地位，否则就要沉沦下去。但是这种爬升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必须正常有序地向前发展，中高层的职位被不断地创造出来满足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的爬升需求。这个过程有可能被中断，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信号。今年有145万名大学毕业生，据说有60多万人参加研究生考试，这是延缓毕业而不是增加能力的策略，是资源浪费。明年可能有将近200万、后年265万毕业生，你爬得动吗？所以，关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事情是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条建议是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就叫农不养政。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向农业征税收费，通天之下，没有这个道理。这里我指的是现代社会，不是古代社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五十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任何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与其说是增收，不如说减负，减负即增收。加入WTO以后，我们现在的农副产品价格仍比国际价格高出20－30％。也就说入世以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会从国外来获得更优质的粮食。其实这几年来，上海人，还有广东人吃的基本上是美国小麦，因为他们的小麦质量和口感都比中国北方的小麦好。另外，这三年来，我们吃的油基本上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油。因此，要维持农民和农业的话，取消全部农民负担，势在必行。那么，取消之后我们的地方政府由谁来养活，我们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谁来支付，这就要求中央做出重大的战略决策。我的建议是削减政府规模和层级。地方政府这二十年来为什么机构不断地膨胀，这与高度中央集权的压力给地方政府巨大的任务，从而造成政权的多层次性有关。现在的地级市已经变为一级政府了。这样，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镇一级，再加上村事实上也是一级。有的地方在乡和村之间设管理区，又多了一级。巍巍乎，多矣！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三级，三级就已经够了。我的建议是取消地市级、分省。我们搞它50个省，40个也行，10个直辖市。分省没有太大的阻力，四川不是分出来了个重庆吗，地方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中央有这个权威。分省对于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十分是有利的。四川原来就是几个省合成的，川南、川北原来都是分立的省。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管理起来很难，切成三块，不就容易多了吗?我们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个行政区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这个建议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来就不断有人提，康梁当年就提过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个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地市级取消，省就直接管县级，每个省可以管40－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搞乡镇自治，恢复古代郡县制。乡镇这一级管理的钱可以省掉多少？多出个2000亿不希奇。

　　再一个是我们的"条条"太多，在60－80个之间，在农业地区，要那么多部门干什么？我曾到山西去过，那里地方有个县设乡镇企业局，乡镇设企业办，我问他们有没有乡镇企业，回答说我们一个也没有。还有一个什么对台办，他们说全县有一个台胞。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是从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多层次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它对于管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区域差异甚少的、人口高度不流动的社会是十分有效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不断地把地方原有地差异消灭掉，以维持全国的高度统一和地方性事务与中央的高度一致性，这样中央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直接插到基层。所以到59年、60年，毛可以从高高的中央规定每一个农民每天吃什么。2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我们的民族进入到一个几千年来未遇的全新的、完全陌生的新社会，一个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必须依赖市场为生的社会，一个必须为了卖出而买进的社会。农民的农副产品如果卖出不足以买进，那么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当作商品出卖。所有的阶层都必须依赖市场进行生活，区域性的差异就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人口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每年有大约1亿的人口流动于城乡之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经历。东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差距日益显现并多样化起来。这样以来，中央集权的、多层次性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无法驾驭这些新变化。它不能对某一地方的特殊性做出反应，只能对全国范围的普遍性做出反应。举个简单的例子。关于"法轮功"的问题，1996年以前就有一些反映，觉得有些不对劲，但没有一个部门去认真地管管它。体育部门说不错啊，老头老太们练练身体，不是挺好吗？公安部门觉得搞不清楚它到底好不好，没法管；民政部门也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自己职责内的。结果，它一下子就把中南海给围了，又悄悄地撤了，没有留下一片纸屑，组织的严密性可见一斑！这时候觉得不行了，定性是邪教，然后成立一个610办，部级机构，地方政府层层下设。诸如此类现象，结果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条。20年了，我们的条条那么多有其必然性。农民要造房子，占用土地，就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一个土地管理部门来掌管天下非农使用的土地，同时，老的管理部门并没有被吃掉。96年我在瑞金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知青办，3个工作人员。我就问你们这里还有知青吗？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那不是自己管自己？我们的县乡有整整7个农业部门，基本上没事干。所以，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多以及屡减屡增的一个根本原因。要求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以改善，必须加以研究，要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来掌管一个变动中的中国。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廉洁的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我们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断地增加"条"，会导致整个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最终把中国的财富吸干，从而把自身压倒。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负担，我们就明白不断加重的原因了。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新情况、新问题，机构不得不扩张；它不知道哪些问题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去干，也不去培养老百姓的自我管理的智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力量。这个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它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行政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对我们民族的政治智慧的挑战。如此这般用增加"条"的办法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一条要加多少人？而且我们仍然害怕这些"条"管不好，再加上一个最大的"条"，把各个部门统起来，那就是党。所有的"条"都依赖党的统一来运行，所以国家就必须建立在党的基础上。这就窒息了我们民族民主化的可能性。这并不表示我对党本身有任何怀疑，我本人是党员，由党领导的现代国家一点不错。我这里只是从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的。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刚刚开始的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对它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那么由此可能带来的混乱、动荡、不慎和判断失误随时都可能出现。这要求我们一代年轻人必须关注我们民族的进程，这关联着我们当下的社会生存。研究要上升到认识我们民族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的高度，目的是形成一个既发展又稳定的社会，形成一个在发展中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公平地分享好处的社会。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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