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目前，社会上对宅基地制度改革关注度非常高，必须准确理解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改革是要鼓励大胆探索，看不清的问题先探索。但是，必须守住底线，探索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不是让城里人“下乡”去买房置地。文件明确提出，一个“不得”和“两个严”，即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要严格实行土地的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同时，在城镇化进程当中，我们要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权，不能强迫农民以放弃宅基地使用权为前提进城落户。

　　中国日报社记者:

　　我们也讲到乡村振兴是一个大战略，要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我想问的问题是，如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投资能落到实处？谢谢。

　　韩俊: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乡村振兴是一个大战略，必须有真金白银的硬投入。没有投入作保障，喊是喊不出来的，干也是干不出名堂来的。文件提出要健全投入保障制度。中央一号文件对于解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有全面的谋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不断增加。重点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要求确保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公共财政首先得给力，要加快建立涉农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通过财政资金撬动更多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乡村振兴。这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要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不得借乡村振兴之名违规违法变相举债。

　　第二，农村金融要回归本源。要坚持农村金融改革的正确方向，健全符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机构要为乡村振兴提供多元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要把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根据部署，下一段还要出台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起草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考核评估办法。要通过这些政策性文件把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落到实处。

　　第三，拓宽资金筹措渠道。长期以来，土地出让收益，可以说是“取之于乡，用之于城”，直接用在农村建设的比重是比较低的。要创新政策机制，把土地增值收益这块“蛋糕”切出更大的一块用于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文件提出，要严格控制未利用地开垦，集中力量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建立高标准农田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所得收益全部用于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策，用好了这项政策，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韩俊:

　　这项政策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一是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充的耕地，数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耕地，真正可以做到“占优补优”。如果高标准农田增加的耕地指标可以跨省交易，金融机构也愿意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这样一来也可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二是这项政策可以缓解耕地占补平衡压力。目前，一些省份后备耕地资源匮乏，补充耕地质量不高，省域内耕地占补平衡难度越来越大，也迫切要求拓宽补充耕地的来源。我们去东部沿海一个省调查，未利用土地有900万亩，但真正可以开垦为耕地的只有40万亩，省域内搞占补平衡已经很难搞下去了，对这项政策有很强的需求。三是有利于生态保护。过去，很多省市是把开垦未利用土地作为补充耕地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些未利用土地的生态很多非常脆弱。下一步，要严格控制未利用土地开垦，这样一来也有利于生态保护。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可以跨省调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政策。实际上，现在在省内扶贫县搞易地搬迁，节余的指标在省内可以跨县域调节。比如，河南搞易地搬迁，农民搬走了，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卖到郑州，一亩地可以卖到30万左右。比如安徽金寨县，金寨县易地搬迁节省出来增减挂钩指标1万亩，卖到合肥卖了将近50个亿。江苏易地搬迁增减挂节余指标卖到过每亩70万。当然，也不能说为了卖钱就让农民“上楼”，这是不允许的，主要还是结合易地搬迁。毫无疑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结余指标如果允许跨省调剂，将可以形成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可以筹措更为可观的资金，可以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下一步还要进一步细化相关的政策设计。

　　人民网记者:

　　刚才韩主任回答了关于“钱”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关于“人”的问题，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人气的兴旺，从目前来看，农村地区人口外流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一号文件对于怎么能够把“人”留住，把人才支撑落到实处，提出哪些政策，请您再讲一讲。

　　吴宏耀:

　　乡村振兴离不开资源的投入，也离不开要素的聚集。所以，要通过改革打破乡村要素单向流入城市的格局，打通进城与下乡的通道，引导、吸引更多的城市要素包括资金、管理、人才向乡村流动。刚才韩主任讲了“钱”的问题，乡村振兴不但需要钱，实际推动过程中还缺“人”。要完成乡村振兴这个宏大战略，就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在首位。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乡土人才；另一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引来人才，用更加优惠的政策留住人才，用共建共享的机制用好人才，掀起新时代“上山下乡”的新热潮。

对此，中央一号文件在五个方面作出具体政策部署：一是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二是要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特别是要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和非遗传承人等。三是要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要探索新机制，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发挥好各类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我理解，这是要建立一种类似改革开放初期，“周末工程师”那样兼职或停薪留职的制度。四是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要有全社会各类人才的参与，要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捐资捐物等方式，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来。文件中提出两条具体的政策：第一个是要研究制定管理办法，允许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第二个是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明确政策边界，保护好农民利益。五是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主要是“三大机制”：一是多方式并举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二是城乡、区域、校地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三是城市医生教师、科技文化人员定期服务乡村机制。

　　这里再说一下文件对“新乡贤”提出的明确要求。文件强调，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路透社记者:

　　昨天商务部发起针对美国高粱的“双反”调查，请问此举是否也是新的农业农村政策的一部分？未来中国是否会采取更多类似的贸易措施来保护农民的利益？谢谢。

　　韩俊:

　　昨天，商务部发起对产自美国的高粱的“双反”调查，信息已经正式公布了。刚才你问这是不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政策，应该说这是中国一个常规性政策。因为反倾销调查是任何一个WTO成员国的权力，各个国家都在使用，都有权力发起这样的调查。最近几年，中国国内粮价显著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尤其玉米，2013年以后，国内玉米价格就全面高于配额内进口完税价格。由于玉米进口我们有配额管理，配额以外进口并不合算。于是，这几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玉米替代品进口急剧增加。增加的有多快呢？2013-2016年，玉米替代品（主要是高粱、大麦、玉米酒糟（DDGS）、木薯等）多达2277亿斤，这相当于每年挤占了国内近600亿斤的玉米市场。我们的玉米大量积压。自从实行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之后，这两年我们在去库存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里我要说的是，第一，高粱进口确实对中国农民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第二，中国自美国进口的高粱增长非常快。去年我们高粱的进口还有505.7万吨。美国是主要进口国。所以，发起高粱反倾销调查，是为保护中国农民利益采取的一个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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