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长赋：从江村看中国乡村的变迁与振兴

　　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需要深入调研、统筹谋划。农业农村部开展了百乡万户调查活动，组织干部开展驻村调研，全面摸清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近期，我到费孝通先生80年前调查过并写出《江村经济》一书的村——江村（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开展调研，对推进乡村振兴作了一些思考。

　　一、中国乡村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乡村的巨变，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当前，中国之乡村，从内地到沿海，从城郊到农区，从山区到平原，都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变，城乡关系从割裂向融合转化，每年有超过1000万农村居民市民化、1000万农村人口脱贫，农村即将消除贫困、全面小康。可以说，中国乡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江村也在微观层面，演绎着这个时代变局。乡村的巨变，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国际化，让农业从计划封闭变成了自由开放。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时间和劳动的自由支配权，想种啥就种啥、想吃啥就吃啥，这在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的大集体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农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流通范围大大拓宽。江村的太湖螃蟹、太湖三白销往全国各地，浙江白茶、山东苹果、赣南脐橙等则摆上了江村百姓的餐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农业更是与全球农业融为一体。2017年农产品进出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国际化，既给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源泉，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第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民从土里刨食、温饱不足变成了进城务工、走向小康。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洗脚上田、进城务工。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8.2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2.35%，2.8亿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割麦插秧累断腰”已成为历史，种田比以往更加省工省事省时。江村的村民跟我说，现在腰包更鼓了，日子更好了，笑容更多了，寿命更长了。近年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不少城里人选择到农村当农民、搞农业，这表明农业农村正在逐渐成为稀缺资源。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互碰撞，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促进，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对农民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加快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将农村从信息孤岛变成了与世界互联互通。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打破了农村与外界联系的壁垒，打开了农民放眼看世界的通道，这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革命性的。过去通讯不发达，农民对外界知之甚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播的普及使农民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改革开放以后，收音机、电视机逐步走进农民家庭；新世纪以来，手机、电脑、网络向农村覆盖。据统计，我国农村网民已超过2亿。现在，江村村民用手机上网，随时随地微信交流、视频对话。电子商务也在农村遍地开花，足不出户就把村里生产的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中国乡村面临着千年巨变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组建农业农村部牵头统筹。乡村振兴既是乡村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契机和必然要求，也是今后继续推动乡村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深入研究乡村，把握发展机遇，激发发展活力，引导加快变迁，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光荣的历史使命，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变局、时刻关注这个变局、全面把握这个变局，以至引领和推动这个变局，使之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方向。

　　二、江村变迁是我国乡村发展的缩影

　　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

　　江村本名开弦弓村，紧邻太湖，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小清河穿村而过，形状像一张拉开弦的弓，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鱼米之乡。1936年，费老到该村开展了两个月的乡村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记录下了80多年前中国乡村的历史图景，后来人们都以江村称呼开弦弓村。费老的调查方法是典型性全景性的，对一个村庄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研，涉及消费、生产、分配、贸易、土地、生活、婚姻、习俗等方方面面，以此一窥当时中国乡村的村落布局、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全貌。调查采取的分析方法则是社会性历史性的，从村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入手，分析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乃至婚姻制度等经济社会关系，契合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费老那时仅是一个27岁的青年，就脚踏实地开展实证调查，其精神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江村，我参观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和费孝通纪念馆，召开了座谈会，走街串巷访谈农户。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生活小康，家家住上楼房、通上自来水、装上抽水马桶、使上热水器、用上液化气，宽带、数字电视全覆盖，村道全部水泥硬化，90%的家庭购买了小汽车，村里充满生机活力，全然不是费老笔下木讷的村民形象。可以说，江村村民虽然还住在农村，保留着一些传统，但过的是城里人的生活。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

　　第一，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家庭经营传统仍然在延续。80年前，江村80%农户养蚕，主要是男耕女织，男的种植稻桑，女的养蚕缫丝。在蚕丝专家费达生等的帮助下，村里成立生丝合作社，办起了生丝厂。新中国成立后，村办生丝厂合并归属人民公社，成为社办企业。改革开放后，丝织厂等村办企业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经营不善破产。进入新世纪，村里个体、私营工商业蓬勃发展，基本形成了以丝织、针织为主体的家庭工业，全村7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2017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32432元，村集体收入265万元。江村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传统农耕生产格局已经被打破，基本实现了由农业村向工商业村的跨越，但传统仍在继承和延续。从过去的养蚕缫丝到现在的针织衫、窗帘布等纺织品生产，产业优化升级，链条纵向延伸，但江村以纺织业为主业的传统没有变。村民蒋伟芳一家三代从事纺织行业，爷爷奶奶民国时期在费达生创办的生丝厂做工，父亲母亲在公社办的丝织厂上班，蒋伟芳现在是村里最大私营纺织厂的生产厂长，他们一家是江村上百年纺织传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家家户户男耕女织到遍地开花的家庭作坊、“夫妻店”，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变。目前，村里有近60户从事针织衫生产的家庭作坊，有的代工，有的自产自销。村民姚玉坤利用自家农房办起了针织衫加工作坊，他自己负责生产管理，儿子和女儿女婿搞电商销售，去年10月到现在就卖了20万件。电商发展使家庭作坊有了更多生存空间。

　　第二，土地制度发生深刻变革，但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时代命题。清末和民国时期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江村的土地被分为田底、田面两层，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地主占有，90%的家庭只能去承租土地或者成为佃户。1951年，江村进行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革开放后，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承包户通过村民小组将土地逐步流转给30多个农户发展水产养殖业。从私有私营到公有公营再到公有私营，江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农民重土惜地的观念没有改变，无论是费老描述的“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地是用不完的”，还是现在村民认为的“家里可以没门，手里不能没田”，都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也正因此，80年来，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实践和探索始终没有停止。我在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看到，清代同治、光绪时期的清田方单和民国时期的执业田单上，就已明确界定土地的四至，面积精确到分厘。土改结束后按户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积精确到厘毫。今天开展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也是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给农民确实权颁铁证，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田底（所有权）、田面（经营权）两权分离相比，现在的“三权”分置不仅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更防止了土地兼并，保障了公平。村民陈月生说，自己常年在外做木匠，家里5亩承包地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全流转出去了。座谈会上，大家表示拥护中央的30年延包政策，希望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这样农户能获得稳定收益，养殖户也能安心搞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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