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乡村振兴”为什么不叫“农村振兴”？

　　叫乡村振兴，为什么不叫农村振兴？一字之差，“农村”更突出农村是搞农业的地方，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地方，“乡村振兴”更突出地域概念，不光是农业，乡村不能只搞农业，而且乡村今后也不光是农民生产生活居住的地方。像欧洲，法国的乡村，居住在法国乡村非农民占三成，这叫逆城镇化，我们的逆城镇化也会到来。

“天价彩礼”、“厕所革命”不只是噱头 焕发文明新气象，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韩俊说，现在讲“厕所革命”，有的地方可不就是搞个形象工程革命就完成了，有的地方厕所一改，政府补千八百块钱，农民掏一两百块钱，改完就不管了，冬天一上冻，农民着急了，冻了怎么弄。在北京知道，北京现在厕所各个也没有真正完成，郊区、城中村家里哪有厕所，都是旱厕。所以我就讲乡村振兴战略，开好局起好步每一项工作都很严，媒体要关注，要突出问题导向，要及时讲这些问题，现在我们不怕讲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忽视问题，我们把他当成一个口号来喊，喊十年二十年乡村也振兴不了。

　　乡村振兴是全面振兴，就说现在天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负担，现在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天价彩礼，“一动不动”，一动就是汽车，不动就是房子，或者三斤三两，三斤三两钞票就是十万，不用称，这个不算高的。现在很多我们在找一些这样的典型，在整治天价彩礼，还是引导农民，移风易俗，农村的不良社会风气。不光是富口袋，还要富脑袋，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农村的乡风文明，还得靠德治，靠自治，靠乡规民约。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大潮下，农村人口流动性显著增强，乡土社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逐渐减弱，农村由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加快演化。一些地方乡村文化特色逐步丧失，传统重义轻利的乡村道德观念侵蚀淡化，人际关系日益功利化，人情社会商品化，维系农村社会秩序的乡村精神逐渐解体，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失范。一些农民社会责任、公德意识淡化，与家人感情日益淡漠，家庭观念不断淡化，导致不养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则、不睦邻里等有悖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的现象增多，家庭的稳定性不断被削弱。封建迷信有所抬头，陈规陋习盛行。一些地方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和过度消费盛行。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缺乏一套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特征、符合农民特点的有效方式、办法和载体，隔靴搔痒、流于形式的问题比较突出。

　　乡村是否振兴，要看农民的精气神旺不旺，看乡风好不好，看人心齐不齐。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有效方式，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弘扬乡村文明。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要加强传统村落保护，深入挖掘农村特色文化，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提升展示和宣传。

人口流动大，乡村靠谁振兴？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我们2017和2011年相比农村常住人口减了九千万人，我们要和2000年相比减了3亿人以上，现在很多村庄叫房堵窗，户封门，家家不见年轻人，有的村可能一看就剩几个人了，中国农村正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这里面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人口的变化。人都流走了乡村怎么振兴？靠七老八十的人振兴？现在乡村就是一个共同体，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基础，农民靠一个熟人社会，谁都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传统的道德、伦理、习俗大家都是承认的。但是现在乡村共同体正在大量解体，很多人回去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了，很多人回去根本认不了全村的人。像我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村里的人哪一个不认识的。

　　乡村振兴离不开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一是农民持续流动。2017年全国乡村人口比2010年减少了9081万，比2000年减少了3.127亿。大量人口向城镇迁移，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程度加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出现家庭分离，村庄空心化、“三留守”问题严重。二是农民出现分化。原来同质化的农民群体产生了明显的职业分化、收入分化、利益分化，带来农民意愿诉求多元化和行为方式多样化。2016年全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2.1亿人，比2000年和2010年分别减少1.5亿人和6000多万人。处于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农民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往往采取不同的利益表达方式，给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三是农民原子化。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农户个体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同时瓦解了一些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合作机制，强化了农民个体意识，弱化了农民对村庄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意识。

　　面对农村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在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不适应，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一是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比较严重。二是基层政府和组织的服务、组织、动员能力弱化。三是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管理权威和服务能力弱化。四是村民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组织农民的难度不断加大。

　　要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乡村治理方式，既要注重运用现代治理理念和方式，更要注重发挥农村传统治理资源的作用。比如，近年来，浙江率先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在完善自治、加强法治的同时，制定村规民约、行业守则、职业规范等道德章程，设置道德讲堂、德育基地、文化礼堂等各类载体，开展道德评议活动，提升德治水平，促进“三治”相结合，对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乡村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要借鉴浙江等地经验，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精准扶贫够精准吗？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韩俊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挂帅、亲自上阵、亲自督战，总书记在“三农”工作领域花精力最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突出精准。当时研究中国有多少贫困人口，这个数是有的，每年有多少人脱贫，这个数是有的。但是你到一个县里我们调研去问，谁是贫困人口？你说我这个县还有30万，你把档案给我看，这30万人是谁，没有，不知道在哪儿。说我这个县3万人脱贫了，这3万人是谁，你把花名册给我，没有，确实没有。因为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建立了一个调查系统，一个县也就抽最多的200人的样本，还有七八十个县没有样本，平均一个县150多户抽样，他不可能用一百多户的抽样推这个县多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只可以告诉你全国有多少贫困人口，每年多少人脱贫，也可以大体说每个省有多少贫困人口，这个省谁脱了贫，但是谁是贫困人口，谁脱了贫，统计局说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抽样推断，怎么能知道？所以我们从2014年开始搞建档立卡，13万个村2900万户8900万人找出来了，后来发现不精准，有的省精准率还不到70%，搞了两轮回头看，最多一年两百万人搞回头看，就是要精准。

生活环境脏乱差，该如何整治？以绿色发展引领一场深刻的乡村革命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近年来我国乡村绿色发展有了新进展。通过大力推行绿色生产模式，坚决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攻坚战，农业资源利用的强度下降，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退耕还林还草4240万亩，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扩大到1200万亩；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的趋势减缓，以垃圾处理、污水治理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提速，全国73.9%的行政村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但是乡村环境和生态问题仍很突出。资源硬约束日益加剧。人多地少水缺是我国基本国情，耕地质量下降，黑土层变薄、土壤酸化、耕作层变浅等问题凸显，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0.2，华北地下水超采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等外源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上亿亩耕地不同程度受到重金属污染。农村垃圾、污水处理水平较低。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仍然有290多万平方公里，草原超载过牧问题依然突出，湖泊、湿地面积萎缩，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濒危物种增多。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尚未形成。循环农业发展激励机制不完善，种养业发展不协调。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农业污染责任主体不明确，监管机制缺失，污染成本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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