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林燕：乡村振兴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内容提要：国家统筹城乡发展、追求全面发展的目标催生了乡村振兴前所未有的期待。乡村振兴，必然要面临如何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如何营造文明的乡风家风问题。而乡村的稳定、有序与和谐，不仅需要依托发展来推进，也需要依靠乡村治理来实现。乡村治理通过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服务发展、凝聚人心，进而推动乡村的发展与振兴。而有效的乡村治理又必须依靠特定的社会规范以及保障这些规范得以运作的公共权力主体来实现，然而，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社会规范正处于模糊、混乱或者说断裂的状态，而且治理人才也在不断流失，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需要健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选准配强“第一书记”，提高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不断整合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治理资源。

　　关 键 词：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  边疆民族地区  社会规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32。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深刻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以及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而作出的战略部署。乡村振兴旨在实现乡村的全面发展，因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1]21，而乡村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乡村稳定的基础上。只有在乡村稳定、和谐并充满活力的基础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才能持续推进。同时，也只有实现发展与稳定的良性循环，在发展中实现稳定，在稳定中促进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乡村的振兴。而乡村的稳定与和谐，不仅需要通过发展来推进，也需要依靠有效的乡村治理来实现，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在逐渐下降，另一方面，现代法治秩序的建立显得比城市和内地的乡村要更加困难，与此同时，确保社会规范得以运行的人才资源又在不断流失。这些困境从深层次上呼唤要不断加强和创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只有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应对，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之路。

一、乡村振兴离不开有效的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在此基础上，现代化的持续深入推动必须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表现在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表现在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而乡村振兴就是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作出的全面部署。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与那些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不同，我国走的是一条赶超型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重要特点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由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由农村为城市做贡献。这样的发展战略使我们用六十余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但是这样的赶超型发展也带来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全面的问题，反映在工农、城乡关系上就是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农业基础薄弱。而城乡发展的失衡、农业农村发展的滞后，这不仅可能使整个现代化进程遇到严挫，甚至难以为继，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决胜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2]因此，必须将“三农”问题提升到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影响现代化进程全局的高度、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高度进行谋划和顶层设计。在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势头下，这正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根本解决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是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只有顺应规律，农业和非农产业才能协调发展，城镇和农村才能相互支撑。”[3]2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在对现代化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所作的重大部署。

　　随着现代化快速推进所带来的较大的城乡差距，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彻底改变乡村的落后面貌，实现乡村的全面发展，包括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生态发展、乡村文明提升与乡村政治发展等多个方面。通过乡村的全面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培养和塑造新型的职业农民，创造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生态美丽、乡风文明的美好幸福生活。这些目标的达成，不仅有赖于国家对乡村的经济投入与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有赖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而且也离不开有效的乡村治理。有效的、符合边疆地区乡村发展实际的乡村治理，在实现乡村有效整合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与创造力，更好地带领群众创造美好的乡村生活。

　　乡村治理，也就是治理乡村的社会问题。治理乡村之所以必要，根本上是由于人始终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一切政治理论的起点在于：人类是共同生活的”[4]。人必须要过社会生活，并结成一定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既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共同体，如民族；也表现为一种血缘共同体，如家族；也表现为一种地缘共同体，如乡村。由于乡村往往是由同一个家族或不同家族成员以地域为基础聚族而居的，因此乡村常常兼具地缘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的特征，对于少数民族乡村来说，还同时具有族源共同体的特征。那么，作为一个共同体要存续，要把具有不同个性差异和利益偏好的个体维持在一个统一的社会共同体中，使他们能够和谐相处，也就必然要去面对并解决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别所必然带来的利益整合、利益协调这些现实问题，这个过程也就是治理。对于乡村治理而言，也就是以乡镇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群众自治组织及各种民间社会力量等多元治理主体，为确保乡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以维护和增进乡村公共利益为核心，进而规范乡村社会行为，协调乡村社会关系，化解乡村社会矛盾，完善乡村公共服务的治理活动及其过程。

　　现代乡村治理的价值追求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稳定，稳定也就是把无序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社会保持一种安定有序的状态。对任何社会共同体而言，稳定都是一种最为基本的价值，正是因为有了稳定，人类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乡村社会同样如此，乡村治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差别所必然带来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二是和谐。《广韵》对“和谐”作如下释义：“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和谐也就是在稳定的同时，实现一种充满活力的秩序。对于乡村社会来说，也就是要实现一种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父慈子孝、与人为善的良好的乡风家风以及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和衷共济与和顺共处。三是发展。在人成为主体力量的时代，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的根本利益，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追求。“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5]现代乡村治理正是通过尊重和保障人的权益，进而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乡村的发震。可见，乡村的振兴离不开有效的乡村治理，或者说有效的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内涵。

二、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呼唤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是分析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当蒸汽机推着西方国家率先步入现代化，现代化就像一道闸门，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击着世界上所有不同区域的传统文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也开启全面现代化的进程，由农业社会不断向工业社会转型。而这个进程，也一步步地给地处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一度生活相对封闭、千百年来以自然经济为生的边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带来剧烈的震荡，使整个乡村社会都处于急剧的变迁中，这样一种变迁在客观上又呼唤和要求不断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

　　(一)要求协调利益关系，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边疆地区乡村社会也正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异质化程度日益加大，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利益分化不断加剧，利益差别也逐渐扩大。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农民已逐渐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村管理者、农村知识分子以及无业人员等。这些利益的分化与利益差别以及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逐利意识的强化从而导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给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不仅非制度政治参与多发频发，而且群体性事件也不断爆发。其中，由土地征用和拆迁引发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最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并成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有研究对100个村的1765户农民进行调查，发现在已经发生的冲突中，土地问题是占比最高的诱因，接近1/3的受访农户表示对征地补偿不公、土地征用不合法这两个问题感到不满。”[3]460如果说，在整个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那么这些矛盾与冲突在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缘环境、周边关系的影响和辐射下，还常常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使社会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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