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论乡村振兴与产业扶贫

　　特别是扶贫贷款，由于大多数贫困农民没有产业发展能力，基本上都贷给了企业和专业大户。最难理解的是，只有按照指标完成发放贷款任务的规定，却没有明确贷款对象的门槛或资格的规定。无论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是金融的市场规则，都应该以具有确定性的成熟型企业和专业大户为贷款申请门槛或资格，支持扩大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培育贫困地区的优势主导产业，形成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而不应该以具有不确定性的成长型企业和专业大户为贷款申请门槛或资格，造成不少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偏低的低端产业、低端产品继续扩大生产，无疑将导致金融风险，也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转型升级进程，而且还造成了政府主体、农民客体的乡村发展现状，出现了不少“政府忙着干、农民站着看”的怪象，结果大多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因此，最关键的是如何找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黄金结合点。有为的政府不是大包大揽去干预农民具体的经营行为和生产行为，而是优化制度供给、政策供给、服务供给，把不该管的“放”给市场，推动有效市场的形成与完善，激发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以产生乘数效应。在农业发展实践中政府和市场结合得最好的案例，就是农机社会化服务。凡是农机服务专业户，政府在政策上都按照统一的标准给予农机补贴；凡是进行农业生产服务的，交给市场让农民按照市场价格支付服务费用。这样一来，政府提高了投入效益，农民降低了生产成本，政府、市场、农民三方以及各种要素都实现了配置最优化、效率最大化。

五、社会化服务与品牌化战略是基本途径

　　如前所述，对于贫困乡村的产业扶贫而言，农业是最核心的产业，小农户是最大的现实。怎样来弥补小农户经营规模的不足，特别如何是破解小农户的农业现代化装备的难题？长期以来认为小农户小块土地规模偏小而分散落后，不能实现机械化。因为每个小农户没有实现机械化的能力，有这个能力也没有相应的效益，不要说人均耕地偏小的南方丘陵地带与山区，即使是耕规模积较大的北方平原农民也不会为自家几亩地专门买一个收割机。而由于社会化服务组织成为了从事和服务农业生产的主体，现在传统的小麦生产，从播种到收获的耙压、施肥、除草、浇水、收割等22个生产环节基本上都通过社会化服务实现了机械化替代。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北方整个小麦产区通过农机社会化服务，2018年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从启动到进度过8成仅用时17天，有5天日机收面积超过2000万亩；2019年全国就预计有1630万台农机投入三夏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其中联合收割机64万台，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27万台。[25]不仅农机使用高效率，而且农民生产低成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北方过去小麦晒干，人工成本很高，还要占据场地、道路；现在是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投资购买烘干机，为农民提供相对于过去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小麦烘干服务。因此，小麦的经营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方整个小麦产区就是大规模经营。

　　对于南方的丘陵地带与山区而言，自然条件无疑对机械化是一个先天性约束。而随着农业科技的创新，小型、微型农机的问世就弥补了自然条件的缺陷，越来越多的傻瓜式农机不断进入到小农户的农业生产中，现在不少丘陵地区、偏远山区的农业耕种也通过社会化服务实现了机械化。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创造了小农大国的农业发展奇迹，不仅打破了小农户小块土地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论断，而且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规模经营概念，赋予农业现代化以新的内涵和新的定义，引发中国农业发展新的变革，使社会化服务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趋势。

　　像山东在全省在推进农业从生产到市场的全托管，促进农业产业 “接二连三”地融合发展，使农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得到全面拓展，增强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了农业生产集约高效。因此，中办、国办公开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要求，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推进面向小农户产销服务、实施互联网+小农户计划、提升小城镇服务小农户功能等方面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促进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26]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是中国农业的方向。[27]这不仅事关产业扶贫的成败，更事关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成败。

产业扶贫的另一个现实途径就是品牌化战略，也就是如何推动乡村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经济优势。贫困乡村与特定的山水、气候、地貌相连，不同的乡村具有不同的优势和特色,应按照不同资源禀赋实现产业差异化发展。然而，由于农业是弱势产业，贫困地区也与发展严重滞后的农业产业相连。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对农产品怎么生产都很熟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而在市场上怎么营销农产品都不熟悉。因而农业生产跟风“一哄而起”的同质化现象非常普遍，由此带来增产不增收而“物贱伤农”的问题非常严重；造成价格便宜却无人问津，高价进口的农产品却供不应求的现状。如湖南农民自己种大米喂猪，吃的却是东北大米、泰国大米。2018年湖南柑橘因产能过剩，至少有三分之一烂在山上。所以，很多农民在政府指导下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禁不住问道：谁能告诉我，究竟种什么？这表明了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正在由总量不足向结构性矛盾转变，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8]

　　过去不仅农产品短缺处于卖方市场的历史阶段，而且收入水平不是很高，消费结构单一，农产品供给结构相对简单，不需品质细分以大宗产品为主。现在不仅不少农产品供给过剩进入了买方市场的时代，而且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不断转型升级导致消费结构多元化，就必然要求农产品品质不断提升与供给结构品种多元化，需要品种品质细分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结构。因此，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题，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始终突出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也就是要求农业发展从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把产业扶贫作为解决扶贫的根本之策，让农业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美好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29]在现代经济社会，品牌是质量效益与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市场领域的所有产业竞争集中地体现为品牌竞争。201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文件，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提出了一个品牌战略，要求以品牌引领供需结构转型升级，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着力点。

　　与工业生产不同的是，工业一般是以无机物或结束了生命的有机物为原材料进行的生产，而农业是以特定地域的土壤、降水、光照、积温等生态环境自然再生产为基础，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动进行的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与资源禀赋特征。橘在淮南生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正是农业生产的这种自然选择属性，使特定的地域环境、种养方式、文化历史传承直接决定着农产品特有的营养价值与品种品质，决定着农业产品的差异性与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决定着农产品品牌无一不是具有特定地标符号的产品。单纯依靠现代科技生产农产品，与在自然条件下生产的农产品是完全不同的品质和味道。因此，农产品品质的区域地标性、资源稀缺性、产品唯一性、品质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使农产品的地域品牌战略成为提升质量效益与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破解农产品同质竞争的突破口。[30]

　　产业扶贫的关键是推动弱势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所以，地域品牌是提升市场价值的重要抓手，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和航标。但品牌并非是通过广告就能造就，因为农产品已经进入过剩时代，只有发展独特的地域产品，为消费者提供独特的价值才有核心的竞争力，才能成为占有市场主导地位的优势产业，才能可持续地发展。政府要转变农业的工作思路，要从抓生产到抓市场的转变，要从抓规模抓产量提高到抓品牌抓质量提升转变，建立以品牌为导向，优化农业区域结构、品种结构、产业结构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政府予以支持的特色产品，以及逐渐淘汰效益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尤其对于贫困地区的乡村而言，种植选择是关系到产业扶贫成功与否的核心问题。同时，地域品牌生产出来，还需要相应的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把生产环节、加工环节、流通环节、销售环节等进行“接二连三”，形成产业链以实现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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