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论乡村振兴与产业扶贫

　　从微观层面来看，当前中国贫困乡村的农民都普遍文化素质较低，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大多不愿从事农业，因为非农产业收入普遍要高于农业。而从事农业的绝大多数村民，普遍一无所长或因病因残无可奈何地守望在乡村，普遍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386199部队”，即使留在乡村有一定素质或专长的村民也普遍就地以从事非农产业为主。贫困乡村都普遍处于“老少边穷”地区，资源优势不明显，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不少地方甚至自然环境恶劣，很难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贫困乡村的地理位置都普遍远离区域经济发展中心的城镇，区位先天缺陷，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成本高，资源要素难以资本化，因而乡村产业发展资金极为短缺。因此，尽管中国不同地区的贫困乡村经济差异十分悬殊，但都普遍存在先天性的局限，都基本上是以农业生产主导,大多是种植业、养殖业，农民经济收入都主要来源于农业初级产品生产或初级产品加工，这是绝大多数贫困的乡村产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三、小农户是贫困乡村农业发展的最大现实

　　人多地少是难以改变的最大国情，决定了小农户在中国相当长时期的必然存在。根据有关统计，2016年底我国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有近2.6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7%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2%左右，户均耕地面积5亩左右。据初步测算，到2020年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小农户仍将有2.2亿户左右，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0%；到2030年为1.7亿户，经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0%；到2050年仍将有1亿户左右，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0%。[16]与中国同为“东亚小农社会”的日本，城镇化率高达93%，农业规模化程度平均是平均30亩地。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城镇化率势必难以达到这个高度。即使在2050年实现了全面现代化，城镇化率也达到70%的战略预期，还有30%就是4亿多乡村人口不能城镇化，按照18亿亩耕地红线标准就是人均4亩多地。因此，“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力量，也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早就明确，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就是“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17]。后来不少学者和官员都认为小农生产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必须走规模化大农业之路。听说北京大学姚洋教授上书中央高层，提出必要重新审视小农经济形式对中国发展的历史作用。他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中国农业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在清代就代表了全世界农业文明的顶峰；而且由于“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低成本发展优势，避免了西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那种贫民窟大规模出现的现象[18]。在客观现实中，到今天中国农业的大规模经营一直没有实现，走了这么多年的弯路后发现，中国农村依然是小农户为经营主体中的绝大多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明确要求，就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

　　中办、国办公开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就明确：“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19]毋容置疑，贫困乡村绝非在具有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的地方，与“老少边穷”、环境恶劣、偏远山区等有着必然的联系，是马克思称之为的“愚昧状态”[20]，列宁称之为的“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 [21]。相对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江淮平原等农业发达地区的小农户，贫困乡村是“人均不过几分地、户均不过几亩地”，不仅人均耕地更加偏少，耕地细碎化更加突出，而且农民组织化程度更加偏低，农业经营规模更加偏小，人口流出更加快速，劳动力老龄化状况更加严重。

　　毫无疑问，贫困乡村集中了中国2亿多个小农户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国小农户的主力军而处于农业经营主体的“金字塔”底端，作为贫困乡村不容回避的最大现实，是贫困地区乃至中国整个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最广大主体和最基本力量，更是最大的约束和主攻方向，可以说，小农户作为产业扶贫的最大短板，既是应对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破解农业发展约束的潜力和希望所在。能否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不仅决定着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成败，而且决定着中国整个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成败。

四、市场化程度决定着贫困乡村产业发展的成败

　　在一些人看来，农民的贫困是因为小农的懒惰、愚昧，缺乏经济人的理性。而舒尔茨认为，农民作为经济人的精明和理性丝毫不亚于任何企业资本家，能够为追求最大化利润而做出合理化的选择，并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使资源要素配置最优化、效率最大化。在舒尔茨看来，“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22]其中就包含着最重要的市场逻辑。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实现了十四亿多人口的全球大国由全力解决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跨越，成为人类史上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就充分印证了舒尔茨的理论判断。

　　中国改革开放前，政府年年都给农民发放扶贫款、发放救济粮却为什么农民依然普遍贫穷、农产品依然普遍短缺？周其仁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一手紧闭机会之门，而一手扶贫救济帮困。[23]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全社会的温饱问题，而且使八亿人口根本上摆脱了贫困状况，最根本的经验就是以推进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放活农村、放活农业、放活农民，让农民有出售自己产品的机会，让农民有自由择业的机会，让农村有获得政府和市场投资的机会。作为那个时代风云人物的万元户，都是来自中国最贫穷的群体——农民、最落后的地区——农村。[24]

　　而农村改革的滞后，导致长期以来政府直接主导农业生产发展，直接投资农业产业项目，使政府越位与市场缺位的问题非常突出；而在农产品质量监管和区域品种生产规划、市场服务等方面，却存在政府缺位而市场越位的问题；这样一来，就扭曲了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影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造成相当长时期来农村经济一直没有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特别是近几年一些地方的扶贫，由于没有市场导向盲目扩大规模，造成不少农产品的产能过剩。如有不少地方扶贫开发的一个农产品地标品牌卖到几十元的高价，成功的案例立即被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扶贫经验在整个区域大规模地复制、推广，就出现单一产品从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的变化，不到两年价格直线下滑到几元。

　　问题是，非贫困户的农民是在市场的推动下，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的投入都是自负盈亏的市场行为，不少已经发展为成熟型的专业户，本来可以成为区域农产品的品牌优势产业。而作为贫困户的农民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的投入、甚至市场服务和生产管理，都是一站式的政府行为，即使能够发展也具有不确定性属于成长型的专业户，因为政府的扶持不具有长期性。在政府的积极作为下非市场性地把同一产品的生产规模后迅速扩大，同质相争就难以避免价格下跌、产品大面积滞销。即便如此，同一产品，市场导向的专业户因为成本自负，可能需要卖10块钱的价格才能赚钱，而政府扶持的贫困户不需要自负成本，可能只需要卖5块钱的价格就能赚钱。这就是典型的市场严重扭曲，造成农产品结构失衡，给贫困地区农业发展带来极大的市场风险，导致的是双输的结果：市场导向、成熟性的专业户因此破产沦落为贫困户，政府扶持的贫困户也因此返贫，势必造成整个地区的整体返贫。

　　情况更为复杂的是，中央提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根本目的就是要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为导向，淘汰低端产品，扩大生产高质量的品牌农产品，从而优化农业区域结构、品种结构、产业结构以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而客观现实是，那些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偏低需要淘汰的低端产业、低端产品，牵涉到的绝大多数都是贫困乡村与贫困农民。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功，低质量发展又限制的话，会严重影响到贫困户农民的收入进而影响到脱贫攻坚的进程，不得不放任那些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偏低的产品继续生产，而且政府还不得不予以各方面支持扩大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农业供给侧结构的供大于求与供不应求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市场风险实质上就是贫困乡村与贫困农民的返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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