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中扬 张娜：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

　　当代手工艺的“特色小镇”由于是规划、设计出来的，并非自然生成，因而其内在运作逻辑显然不同于历史上的“在地同业”。首先，它离不开政府的管理与扶持。当然，地方政府并不一定直接介入产业内部进行管理，往往是通过行业协会，整合行业精英以及相关人员进行间接管理。如苏州镇湖在1998年就成立了镇湖刺绣协会。扶持的方式也很多，如培育各级人才，以专项基金支持各种展示交流活动，举办各种艺术节等。

　　其次，带头手艺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与功能。历史上，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离不开杰出手艺人的带动，当代这些手工艺“特色小镇”也同样有一些杰出的带头手艺人。在苏州镇湖，荣获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绣娘就有卢福英、邹英姿、梁雪芳、姚惠芬、朱寿珍、姚建萍、王丽华等，其中邹英姿、姚惠芬、姚建萍还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一个小镇拥有三位“国大师”，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些杰出的刺绣大师一方面不断改进传统刺绣技法，发明“融针绣”“滴滴绣”等，提升苏绣工艺水准；另一方面，她们所拥有的“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身份，也大大提升了镇湖绣品街的品牌影响力。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些杰出的手工艺带头人，就会发现他／她们与其前辈大不相同，他／她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手艺人，不仅拥有由国家授予的“大师”“传承人”等身份，而且往往自觉认同，甚而有意利用这些身份。这些大师大多既熟悉地方的民间文化，又了解国家政策、话语；既善于利用地方民间文化资源获取国家政策支持，又善于在地方落实国家政策与意识形态，因而，笔者称他们为“文化中间人”。显然，这些“文化中间人”的影响力是历史上那些杰出艺人所无法相比的。比如姚建萍，她的刺绣作品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首脑，多位国家领导人曾参观她的刺绣艺术馆，这些经历不仅对其个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地方发展也有着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力虽然是潜在的，却是极其深远的。

　　再次，现代社会的雇佣关系取代了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来说，从业人员几乎皆为同族、同乡之人，形成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稳固的手工艺利益共同体，外乡人很难学艺或进入该行业发展。由于现代社会流动性很强，人们的家族观念、乡土观念淡漠，当代手工艺“特色小镇”不仅不排斥外地人，甚至以各种政策吸引外地人，当然，这些“特色小镇”一旦能够成功运行下来，其规模效应本身就会吸引大量外地人前来做生意。例如镇湖绣品街、宜兴丁蜀紫砂小镇，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员。由于大量外地人进入，本土的社会关系网络就很难运作。事实上，即使外地人较少的一些手工艺“特色小镇”，人们也很少雇佣自己的亲属。我们在镇湖绣品街调研后发现，不管是学徒制，还是招聘制，师徒之间有着亲属关系的占比都不太高，雇主与店员之间也少有亲属关系的。这与吴重庆所研究的打金中心孙村的情况大不相同。

　　上文指出，历史上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往往与“在外同行”互动发展，当代手工艺的“在地同业”是否还有此特点呢？由于当代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并不依赖本土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虽然保持了“在地性”，却很难形成“在外同行”现象。但是，“在地”与“在外”的形式逻辑关系似乎还在。比如苏州镇湖的刺绣，其大部分产品并非出自镇湖本地，有的来自南通市，有的来自扬州的宝应县，有的甚至来自朝鲜。不管是南通、宝应，还是朝鲜，这些地方都缺乏苏绣的历史传统，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它们有着发展传统手工艺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通过学习技术，就成了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基地。于是，市场变成了“在地”的，生产基地却是“在外”的。很显然，现代商业逻辑已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乡土逻辑。另一方面，不管是历史上手工艺的“在地同业”，还是当代的“特色小镇”，都必须面向在外的市场，而在市场竞争中，品牌是关键。就拿苏州镇湖刺绣来说，早在十多年前，从业者就普遍反映生意不好做了，其主要原因是粗制滥造的产品影响了市场。35笔者在宜兴丁蜀镇调研时也发现了类似问题。由此可见，不管是历史上手工艺的“在地同业”，还是当代的“特色小镇”，即使可以抛开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却离不开“地方品牌”。

　　总而言之，当代手工艺的“特色小镇”可以说是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的现代形态，但是，就其从业人员、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在地”与“在外”的关系来看，已经很难说是同乡同业了。

　　四、乡村振兴：手工艺“在地同业”的当代意义

　　传统手工艺同乡同业模式以“在地”与“在外”的互动发展为突出特点，立足“小地方”，放眼“大世界”，在乡村与城市、地方与世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产业模式对于乡村发展来说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系统解决当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问题、人才问题、文化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性。正如潘鲁生所言，发展以手艺为资源的农村文化产业，是解决乡村问题的现实方案。36

产业问题无疑是乡村振兴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现代农业或者乡村旅游业所需劳动力极其有限，并不能解决乡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只要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劳动力就地转移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就无法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如何就地转移乡村剩余劳动力，这并非现代社会遭遇的新问题，早在明清时期，江南乡村已经面临这个问题，而且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展民间作坊工业与家庭工业，费孝通称之为“乡土工业”。20世纪80年代，江南地区的“乡土工业”升级成“乡镇企业”，也有效地解决了当代乡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问题。但问题是，现代工业不同于乡土工业，它是全国乃至全球产业体系的一部分，对地理区位要求很高，而且往往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而，长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虽然很成功，却很难复制到其他地方。相比较而言，传统手工艺在地聚集发展既可以有效解决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问题（如宜兴丁蜀镇，常住人口高达二十余万），又较少产生环境污染的问题。就历史经验来看，地理区位、原材料等，都并非传统手工艺在乡村聚集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与普适性。比如贵州黔东南雷山的麻料村，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并没有独特的手工艺原料，2016年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等十余家高校、企业在这个村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免费培训村民手工制作技艺，村里成立公司，以“公司＋合作社”模式，让村民按订单生产，然后通过在线电商平台和线下订货渠道，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仅仅几年时间，就已经被打造成全国知名的银器制作手工艺村。37传统手工艺“在地同业”的发展需要“在外同行”拓展市场，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代人才能完成，但在现代社会，通过现代传媒与在线电商平台，很快就能建构起品牌影响力。

　　手工艺“在地同业”不仅可以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问题，还能有效解决人才问题。手工艺一旦发展到“在地同业”的程度，不仅能留住村民，还有可能吸引本地在外人才回流。比如贵州的麻料村，村民潘仕学是苗族银饰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级传承人，原在外地从事银饰加工，2018年年初回到村里创办了6家银饰工坊，成为麻料村银饰产业发展的带头人。再比如南京江宁区的禄口皮草小镇，所在地原来用作中南汽车港项目，后来项目运作失败，2008年南京中铁二局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接手该地块，决定打造皮草小镇。当然，南京禄口在明清时期就是全国著名的毛皮加工制作基地，20世纪90年代，禄口镇还有皮草加工厂13家，个体户约30家，从业人员2000余人，更为重要的是，全国皮草行业著名的商人与高级技术人员据说70%都是禄口人。382012年皮草小镇开始对外招商，由于实施了创业工匠免税等扶持性政策，很短时间内，就有1000多户店铺入住，上万名皮草手艺人回乡就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人才是关键问题。乡村与城市不同，是熟人或半熟人社会，外来人才很难融入其中，因而必须致力于培育、挖掘本土人才，吸引本地人才回流。在乡土人才中，手艺人走南闯北，眼界开阔，自古以来就是乡村社会中最值得重视的人才。

　　乡村振兴最终必须落脚于文化振兴。如果没有乡村文化振兴，即使乡村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与城市实现一体化，也不可能留住人。因为人们必须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之中才能心安理得，这种令人心安理得的文化必须滋生于他们的“生计方式”，也就是人类学家所谓的“日常生活文化”。人们可以享用其他文化，但不能缺失自己固有的日常生活文化。就此而言，“送文化下乡”可以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但不可能解决乡村文化振兴的问题。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在于，不仅外入的文化无效，而且当代乡村社会不可能也不必要复兴传统的乡土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农民、手艺人、读书人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文化，在现代社会，也许只有手艺人还能安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文化。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个真正的手艺人都是最为纯粹的艺术家，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制作，热爱自己的手艺与作品。人们一定会认可，手艺人聚集的地方必定是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换个角度来看，手艺人聚集的乡村也总是最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刘铁梁把这种乡村特色文化称为乡村“标志性文化”，他发现，乡村“标志性文化”总是“深刻地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气质， 具有薪尽火传的生命”。39在当代社会，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仍然会形成辨识度很高的地方“标志性文化”，在宜兴丁蜀镇，龙窑遗址、博物馆、名人故居都与紫砂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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