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02-20 19:37:59 作者:温铁军来源:爱思想阅读:8753
对于早期的西方工业化刺激并且随之异化了的两种重要的理论派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今人在汲取这些思想财富时需要注意:
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劳资矛盾的尖锐对立中诞生的,但其之所以转化成现实的工人运动浪潮,客观上是因为产业资本向殖民地的大规模扩张才使要素配置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工人相对于产业资本成为愈益稀缺要素,遂使劳工逐步具有了较高的谈判地位和斗争取胜的现实条件。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急迫需求简单易懂的理论,这又导致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为一种有利于开展工人动员的意识形态化的工具;这个时期大量小资产阶级介入形成的各种社会运动也就先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以至于马克思以“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表达愤怒;恩格斯则对那个时期的不同事件和不同人群多次重复马克思本人的揶揄:“如果马克思主义就是如此,我宁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其二,产业资本阶段“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取代原始积累阶段的“重商主义”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反映的是由于那时产业还不得不“在地化(localization)”的产业资本家们对于同样“在地化”的皇权和贵族的反抗。这种在“那时”的欧洲的确具有进步意义的利益要求滥觞至今,演化为各种本质上还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生产力促进作用的发展主义的理论表达,却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其本源于对殖民地掠夺屠杀这个“反人类”的国家犯罪的前提条件。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要以当前的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目标和样板,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具有“复制”其发展历程的可能——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达国家依靠对外转嫁制度成本来实现增长的机制愈加深化,发展中国家要弱化这种不对称机制就越“不可能”,遑论反转!
因此,由于现代西方发展主义学说的逻辑起点并非其历史起点,所以不具有可被重复验证的科学性;因而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时才往往适得其反。文章发于:《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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