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生态文明与比较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另一方面, 自从2003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来, 国家于2005年启动了新农村建设, 至今已经投进去十几万亿, 针对的主要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除了像重庆那种大库区、大山区等地区不少贫困问题还没解决外, 全国农村中百分之98%至99%的地方行政村实现了五通 (路、电、水、气、宽带) 。中小企业现在纷纷兴起。如果说过去让农民放弃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他可能很高兴。那现在呢?劝他放弃农村户口则很难。很多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是大量城里户口的人纷纷回村去要求返回农民身份, 获得农村户口。

　　中国在90年代末期遭遇第一轮生产过剩的时候, 采用国债投资拉动增长, 实现的是区域发展平衡战略。也就是说, 对于生产过剩危机, 中国直接的调控手段是政府出手做多, 而不是放任市场做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罗斯福新政的中国版。

　　国家基本建设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后果, 是所有的实体性资产大幅增值。同理, 国家大规模向农村大量通路、电、水、气、宽带, 农村过去所有不计价的资源型资产随之水涨船高, 全部计价升值。比如过去山上长了一棵好树, 地里长了一田好油菜, 只是个别背包客跋山涉水来看, 有价格吗?没有。现在农村实现“五通”了, 城里消费者开车来消费美景, 于是景观农业就值钱了!但过去乡村是有巨大的潜在价值的资源, 而不是价值化的资产。如果城里人来农村喝山泉水, 乡下水值钱了;吸山里的清新空气, 山区空气值钱了;上农家乐食宿消费, 农民住宅值钱了。现在中国投资基本建设造成真正大规模增值的是实体性资产 (physical property)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大规模投资以前, 农民的地产只有十万亿左右, 而现在100万亿都不止。资产大规模增值使得每一个拥有资产的人包括下层社会的农民, 手里的资源性资产都具有增值空间。

　　实体资产增值带来另外一个机会, 即中央政府据此大规模增发货币:一方面是随着国际贸易和国外投资的增加, 带动对冲增发;另一方面, 随着资产增值和增值过程中交易大量发生, 实际上也在拉动货币化, 而货币化产生的铸币税收益归了中央政府。因为中国是一个本币不对外开放的国家, 除非外汇是生产投资, 否则不得直接进入来炒作中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这点值得注意:恰恰是因为不开放本币、不开放资本市场, 从而造成了中国自己的金融资本崛起。中国金融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 世界大银行排名中, 中、农、工、建全在前五位。

　　只要是中国人, 有谁相信中、农、工、建各大行会破产呢?绝大多数不相信。为什么?是因为占据世界最大规模银行前五位的中、农、工、建四大行资本金的80%以上是国家给的, 四大行背后是国家信誉, 因此能承担长期负债。国家金融资本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 但有一条, 它是稳定的。如果它破产, 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

　　1998年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 我国中、农、工、建四大行全都是1/3以上坏账, 按说大大超过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这在任何西方国家都必须破产, 但在中国没破产, 中央一条政策, 把所有不良资产全部划出来组建四大资产公司去处置, 使得银行债务归零, 财政部下属的中央汇金重新注资满足巴塞尔协定的要求, 然后把它推进股票市场去融资, 这就是中国应对危机的办法。

　　总之, 当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时候, 怎么才能让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中央政府逆周期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基层政府夯实乡土基础应对软着陆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补短板, 再平衡, 从工业供给侧改革、农业供给侧改革, 进一步过渡到全面贯彻生态文明、乡村振兴这些国家重大战略。这是中共“十九大”的重要精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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