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生态文明与比较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因为乡村是一个自治社会, 它可以长期封闭性地自主存在。很多从古到今的案例告诉大家, 乡土社会实现自治是一个国家最节约成本的治理方式。如果一定要把官员体系安排到乡村基层, 要搞一个与正规城市同样的治理, 那就得支付很高的制度成本。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成功典范。很多国家都已因治理成本过高而引发社会动乱。有的人动辄要求在农村建立现代法治, 真对吗?关键是谁来支付制度成本?且不说目前县级财政三分之二严重亏损, 很多地方占地套取70%现金用于填补把旧贷转为新贷的利息差额, 否则拿什么支付庞大的制度成本?

　　中共“十九大”报告不再强调村民直选, 而是强调由自治、法制、德治结合起来的有效治理。

　　治理与管理的最大差别在于: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执行体系;治理是多种群体通过多元互动才能达到的稳态结构。信息的充分表达, 才能构成良治。今天, 大多数人研究乡村治理, 其实是以管理概念为核心, 最终落实到建议上无外乎是加强规范法制。具有强制性的法制难道是治理吗?当然不是。治理是因地理、气候等多样性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多样性, 通过这一自然多样性形成多元化群体基础上的经济文化活动, 形成结构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20字方针就是针对此的。

　　中国下层社会长期存在良绅自治, 其中“文”与“治”一般是一体的, 维护文明的一定是良治。没搞社会广泛参与的良治能形成文明吗?“十九大”提出的“20字方针”, 可以理解为“三生” (生产、生态、生活) +“文治” (文明、治理) 。这和我们开展的生态文明试验及长期以来的乡村建设实践的内涵, 都是高度吻合的。据此, 怎么理解以生态文明内生多样性来构建我们的“三生+文治”, 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搞“三农”研究的人应该关心的。

　　自古以来, 当我们形成国家的时候, 当秦汉从封建制演变成一个郡县制国家的时候, 乡村作为稳态社会的基础结构, 与之共同形成了农业社会的二元治理, 上层社会叫官本位管理, 下层社会叫乡村自治。

五、化危为机的投资拉动与三大差别再平衡

　　生态文明作为新世纪战略转型方向确立以后,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成为了主要矛盾。所谓不平衡、不充分, 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三大差别, 即沿海与内地的差别, 城乡之间的差别和贫富之间的差别。

　　1985年, 笔者曾经沿黄河走过四个多月来实地调研考察。因为在1985年中国政策界的一部分人强调梯度发展理论, 那意味着“差别”扩大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为的。在此之前, 中国内陆的发展其实是有特殊条件的, 比如重庆、贵州、四川、陕西等都是当年国家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地区, 大量的国家资本流向中西部。但在1985年走向另一个极端, 人为地确定要按照梯度理论推进不平衡———先发展沿海一条边。

　　当时我的批判性还比较强, 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只发展沿海一条边?那时候提出的不同意见是, 中国应该是“π形”战略, 除了沿海一条边以外, 还有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我原本的想法是能够把长江黄河都跑下来。当时我就组织了一个摩托车队, 从青藏高原, 沿着黄河一路跑了八个省两万多华里。这样做其实是想向人们说明我国地大物博, 不能只是单边式的不平衡发展!

当然我们的努力没奏效。中国沿着不平衡发展模式去追求短期的快速增长!如今看, 既无可厚非, 也没有对错。因为它已经成为过去了, 现在基本实现了区域再平衡和城乡再平衡。这也是对中国坚持“四个自信”的经验支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搞政策调研的时候, 特别强调农民在农村经济的自主发展权。诚然, 那个时候中央政策也讲要赋予农民自主发展权利。所以那个年代出现过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 主要因为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快于城市, 短短十年农村工业化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我们的教科书写着资本原始积累充满了血腥。请问20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化的时候有血腥吗?有人上访吗?没有, 连告状信都很少。为什么这里的资本积累静悄悄, 因为农民得到自主发展权, 自己解决非农就业。短短十年中, 农民自主工业化解决了一亿多农民就业, 带来了农民收入增长, 也带来了农民内需扩大拉动城市经济增长。那个时候, 可以说不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 其实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发展权利。

　　今天大家都谈土地制度, 也有很多人研究土地制度, 请问有多少人研究过80年代土地制度为什么有利于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两种高增长, 所以在1998年中央文件总结20年农村改革经验的时候指出, 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一是家庭承包;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今天研究改革的人, 还有几个人自觉把1998年的“三中全会”文件当做改革经验归纳呢?很少。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有西方制度转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 难道真有按照这“四化”成功进入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么?作为当年的政策人员, 其实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这里只是说明, 我们确实有过内需拉动型增长, 有过城乡平衡的发展。

　　城乡之间的严重不平衡, 是90年代政策导向下所发生的问题。所以我才很无奈地强调, 这不是农业问题, 而是“三农”问题, 核心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权利。这个建议与90年代的主流思想不一样, 我就及时转型去读在职学位, 做学术研究和国际项目, 争取发表文章, 为自己造点学术积累。

　　有过80年代提出到90年代实现的区域不平衡发展, 也有过80年代之前的区域平衡发展, 但这都不仅是客观的, 也带有主观因素, 所以才有后面的艰难调整。

　　因此, “十九大”说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是主要矛盾, 其针对性很强。

　　政策的发展随着事物客观矛盾性质的不断演化而不断做出调整, 这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十九大”报告的最新思想关系到中国能不能引领21世纪的发展导向, 进一步尽我们应尽的国际责任。

　　所以, 战略调整、结构整顿, 应该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因为当今中国的问题除了大家常说的债务过高, 污染严重之外, 还实际上面临着第二轮生产过剩问题。

　　第一轮的生产过剩已经过去了。对此提出政策建议者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 他早在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叫“双重过剩 (生产和劳动力过剩) 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所以, 40万国企倒闭, 四千万国企职工下岗, 就是那一轮生产过剩所形成的代价。这个代价谁承担了呢?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村农民。

　　那一次危机应对, 主要是靠林毅夫以及马洪、陆百甫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中国主管经济政策的官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从1998年开始的强力调控, 中央直接用财政增发国债, 以国债来拉动投资, 以投资来稳定中国经济增长。

　　对第一轮生产过剩的应对措施不仅有效, 而且还调整了区域发展不平衡。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总投资3.6万亿, 接着2001年起步的东北振兴总投资2.4万亿。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3年继任随后推出中部崛起政策, 政府投资都是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大调整。

　　不过, 1998年中国正在推进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这时候, 中、农、工、建四大行出现三分之一以上坏账, 银行没钱怎么办?中央直接增发国债支援基建投资。例如西部大开发投入的3.6万亿中, 三分之二是国债投资。

　　西方很多人对中国体制不满意, 国内很多人也跟着唱和;可是, 如果没有这种相对集中的能力, 我们无法度过那场危机。很多人都说, 东亚金融风暴危机直接影响中国, 中国怎么能够幸免于难?其实本来不应该幸免, 因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外需拉动型增长, 突然外需陡然下降, 立刻跌入危机。所谓中国经验, 不外乎就是政府逆周期调控“直接出手做多”。类似的应对危机的做法, 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用过, 而且采用后的效果非常显著。在那一场世界性的大危机中, 欧洲所有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全垮了。罗斯福的宏观调控, 直接用国债上内陆基本建设投资, 私人资本停掉, 私人银行停掉, 就是政府直接出手干预。当罗斯福这样救了美国之后, 他给自己定义为“新国家主义”。

　　第一轮生产过剩危机, 我们化危为机就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 结果呢?中国形成了区域发展的再平衡趋势。比如重庆的崛起———如果没有国家大规模投资于山区的基本建设, 重庆经济怎么可能起飞?现在重庆不仅是西部而且是全国GDP增长速度的领跑者, 依靠的还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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