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东亚农业——在世界乡村复兴大会的发言

　　三、近代演变：资本对乡村制度的影响

　　当我们谈及乡村制度，需要把国家体系和乡村结合在一起做研究，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研究。

　　首先要说，近代乡村基本制度源于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基。因为，清末以来都要按西方模式搞工业化，又没有条件像帝国主义那样靠对外殖民掠夺完成资本积累，只能把乡土中国的农业变成所谓产业，方便从中提取剩余来支援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乡村的地主先演变为在外地主，再转型为工商业地主，然后转型为工商业资本家。

　　至于乡村制度在今天的演变，是主要出于三农的需要吗？并不是，今天的乡村制度仍然主要是服务于城市资本扩张的需要。新世纪房地产资本、债务资本、金融资本这三大资本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对政策、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作用的资本力量，导致今天乡村制度出现严重不利于农民，不利于弱势群体的演化，这是三大差别问题的根。何为经济理性？现在只要不符合这三大资本紧密结合形成的利益要求，就是不合理性。

　　所以才出现了各种各样、包括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合村并居的问题。合村并居的前面是什么呢？是地票，地票的前面是什么呢？是占补平衡，甚至允许在跨区的大范围内占补平衡。

　　过去，为了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问题，允许贫困地区建立一个增长中心，比如把县级城关镇变成产业中心。但为了保证一定面积的耕地生产粮食，国家不允许随便占用耕地，不过，却允许拿当地贫困地区的乡村建设用地来换。比如贫困地区的农民建房，农民办厂，农民办作坊，只要把这些农村的建设用地复垦成耕地，那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拿到县城来用，也就是允许贫困县内部做一点土地开发在空间上的调整，这叫做占补平衡。

　　后来重庆搞地票制度。因为重庆过去是“三大”——大山区、大库区、大贫困，城区建设用地非常局限，没有产业发展条件，就搞了地票交易试验，把贫困地区农民的建设用地指标调到城市的主城区，使得城市主城区建设面积从580平方公里扩展到1200平方公里，变成第四个大城区，也由此称为西部明珠。

　　这种地票交易扩展到成都、江苏、山东、浙江，实际是发达地区把欠发达地区的做法照搬过去，就变成了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配合地产商们再捞一桶金的制度优惠。

　　比如苏南土地极为紧缺，一亩建设用地指标就差不多能卖100万。但在苏北，大概只能卖二十到三十万，这其中有七八十万的差价。允许土地异地来实现占补平衡，是苏南这三大资本结合的政策要求；但是，这也使得苏北农民在本村扩张宅基地是不被允许的！由此，农民们也不能自主的发展地方经济、村庄经济。总之，农民动任何一寸自己的土地都被法律约束，更别说改善生活盖个二层楼，哪怕过去是苏北泄洪区，当年洪水一来要泛滥成灾的地区的农民也只能搞一层住房，凭什么？就凭资本要利。

　　中国只有12%的平原面积，水土光热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全部国土面积的9.6%。这么一来，几乎这百分之九点几最适合产农业的土地都盖了楼，就把耕地赶上山了。所以现在最不适宜产粮食的很多耕地都被保护在山上。粮食种植成本不断上升，本来没有任何竞争的余地。现在又把农民集中居住，他上趟山很难。所以粮食安全一部分其实是虚的。

四、政策反思：乡村制度安排需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今天大家谈土地制度，谈合村并居，一般都简单的从农业上讲，让农民住进七八层高楼，生产工具放哪？小型农机具拖拉机往哪放？只让农民按建筑面积折算出进城住楼的面积，还得让他花钱买房。就没想进了楼以后，所有小农经济的农牧结合，多元化的庭院经济全都被毁。养鸡的变成吃鸡的，卖蛋的变成吃蛋的，养猪变成吃猪的。依靠这样的保障体系能保障得了14亿人吗？世界上没见过这种自毁安全体系。

　　有些官员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直接影响国家安全。这种凭教科书想象出的一个浪漫主义政策体系，自以为在做某些符合理论逻辑的改制，其实是在破坏掉国家的生存基础。所以每每谈论乡村制度，常会引起我强烈的愤懑。这些年照搬教科书，可以叫做“换神运动”，为了打鬼而请来钟馗，为了打尖船利炮请进来矛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最后把德先生那套程序主义变成了今天大家都必须遵循的颠扑不破的村级直选制度体系。殊不知，这一通“打”，毁掉的还有自己的生命根源和文化传承。西方神是绝对排斥性的,就因为换了神，整个政策制度体系都是这套新神的体系。今天乡村的年轻人大量地去信西方的宗教，本土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包容性却被扔掉。要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包容性，中华文明怎么能延续几千年，怎么能形成乡村聚落？及时同一个姓氏的家族内部化机制，也因时间长了早已出了五服，各房能力强弱差异性明显，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包容性，如何能够邻里相望，守望互助？当他们受到大规模侵袭，如何能够家族整体南迁？到现在福建广东仍然陈林半天下，大姓往上都能找到在中原地带的根。

　　所以乡村制度要有文化基础，要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今年土地管理法修改，我们最低要求是同权同利，说到底那只是一个浅层次的要求，更深层次的要求是回归到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上。

　　五、战略方向：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实现

　　近年来的制度条件下，土地虽然作为承载山水田林湖草的一个紧密的结构体系却早就被拆开切碎，如果第三方公司按照农业产业的产出简单做出一个所谓的土地价格评估，然后再用一个粗暴的市场制度把它卖掉，那就是一套非常糟糕的政策安排。

　　我们今天主张具有空间正义的生态资源不可简单粗暴的进入市场。作为非标资源，它具有公共性，要体现生态空间资源开发中的空间正义或者叫生态正义。中央讲乡村振兴，要推进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恰恰是一个相对不容易被市场化、不容易交易的生态资源的空间正义的体现。

　　生态正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中都有所体现。土地产出我们有义仓；要修河我们有河田；要建立宗庙宗祠延续宗族文化，我们有族田有庙产；要传承教育，我们还有学田。越是靠近南方山区，私田占比越少，在广东有些洪水容易泛滥的地方，公田占比重高达80%以上，过去当地人叫祖宗田、太公田，在今天被叫做村社集体经济。这并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我们历史文化延续的一个客观结果。

　　所以，我们试图把资本市场里一级市场形成股票初始定价这一内部化定价过程搬入到“三变”改革中，用于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使得非标的空间生态资源体现空间正义，内部来完成这些资源的股权化。

　　进一步，由集体形成的资源或者资产管理公司，代表一方百姓的利益，以包括土地在内的空间资源、生态资源对外发行绿色债券。然后用债券发行在县一级建立平台去对接外部金融投资，以使得国家大量增发的货币不再依靠美元流入来发行，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生态资源的货币化过程。于是货币有途径回流到乡土社会，以解决乡村资源丰富，但是资本稀缺的矛盾。

　　如此这般，我们就把（国家主权能够控制的）生态资源和（国家主权应该控制的）货币纳入到一个形成闭环的经济过程之中，就能实现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弱化我们被迫硬脱钩，特别是国际金融资本体系去中国化的过程中会受到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原来被动地锚定在美元上，后来锁定一篮子货币，而现在，人民币可以锚定于本国的生态资源货币化、资本化的过程中。这样，只有中国的乡村制度立足于整个国家的战略转型需求，而不再以教科书想象出来那个简单的生产资料为根据，我们才能更好的思考中国的乡村生态化发展应该做出怎样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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