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后，似脱缰野马，不仅迅速打破第一波单日新增7400例的高峰，更直接一举破万，一再破万，成为欧洲传播最快的国家。经济部长勒梅尔也于9月18日确诊，这也是疫情发生以来第四位内阁要员被感染。
法国此前封城55天的巨大代价完全付诸东流。尽管如此，法国政府却表示不再封城，除了更严格的要求戴口罩外，并没有什么特殊措施。学校照常开学，餐饮、酒吧、体育馆等娱乐场所也正常运转。唯一重大的措施是感染者隔离由14天减为7天。
不仅如此，第一波疫情初期的混乱竟然在第二波重演。比如对新冠病毒的检测是法国防疫战略的一个支柱，但法国新冠病毒检测的组织工作一片混乱：化验室前排长队；取样后，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有结果。这大大降低了病毒检测对防疫的效果。法国卫生部长也承认，在病毒核酸检测的组织工作上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要对核酸检测工作进行重新组织，对检测的对象要进行轻重缓急的区分。
疫情都发生七个月了，却连一个检测都混乱至此，政府的治理能力可见一斑。只是在法国没有最混乱，只有更混乱。9月20日，卫生部每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是新增感染10569例，死亡12例。这两个数据也被所有媒体报道。可是当减去前一天也就是9月19日的数据时，才发现都错了！新增是11569，死亡是311例！究竟是原始数据搞错了，还是加减算错了，还是口径有了变化，无人知晓，也无人质疑。但奇异的是，两个数都是往少了错，而不是多报。
9月22日，人们戴口罩走在法国巴黎街头。图自新华网。
发达的、“民主”的法国为什么被打趴？
法国是老牌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也是西方民主国家中极其重要的成员。近代以来，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拿破仑法典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从很多方面推动着西方政治制度的成熟和发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尽管有中国努力争取的一个多月宝贵时间和积累的经验，以及第一波时的大力支持（在全球抢购的情况下供应法国20亿个口罩）却遭遇了新冠疫情“滑铁卢”。
法国灾难性的应对，原因很多。从地理上讲，法国是申根国家，人员跨国流动性强，追踪的难度大。比如疫情初期，在政府还没有采取应对措施之时，三千意大利球迷涌入就是一例。而且由于各国疫情和防疫政策不一致，也造成很多漏洞。比如一位生活在意大利的德国人，他可能先回德国，然后再去法国，难以防范。
从文化上讲，法国是人崇尚个人主义，生性浪漫、自由，对于政府的应对措施配合不够，甚至反对。比如法国本土病例突破100例的时候，法国政府取消了巴黎马拉松比赛，但民众却自发照样跑起来，并且在媒体上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法国封城期间，多达几十万人次违规外出。甚至在边境已经关闭的情况下，在复活节假期竟然还跑到疫情更为严重的西班牙去度假。 解封后，还多次发生反对戴口罩的集会。甚至在新增首次超过一万的历史时刻，“黄马甲运动”再度全面登场。
在思想上，法国的表现也非常僵化，将中国的防疫经验如封城、限制外出聚会、手机跟踪感染系统定性为专制手段，这大大影响了这些必要措施的出台和实施。
西方自赢得冷战胜利后，傲慢自负、自我感觉良好，思想僵化日益严重。这一次面对疫情，表现得更是突出。比如当中国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欧美开始爆发之时，法国有学者在《费加罗报》发表文章，立场鲜明地指出，所谓西方的“民主”体制比中国的“专制”体制更加有效，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应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上，民主制度显示出了无可辩驳的优越性”。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地理和文化上的的特殊性，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政治制度。
首先，法国政治的合法性来自选举，而不是绩效，执政好坏并不影响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不怕出问题。政府因此在应对上没有中国那样的压力。
其次，法国政党命运和体制是脱离的，一个政党的上下对体制并没有任何影响。这也决定了任何政党执政，都对问题的解决没有急迫感。所以，3月份法国疫情已经很严重了，但仍然按计划举行第一轮市长选举。而且为了赢得这场选举，马克龙总统不惜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让行政首脑菲利普总理去参与竞选勒阿弗尔市长；二是临阵换将，卫生部长比赞辞职去竞选巴黎市长。总理和卫生部长是应对疫情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却在疫情即将爆发的前夕，投身到选举中去。总理是总统提名任命的，既然总统的工作重点不是疫情，那作为执行者，怎么还会把疫情放在心上？
第三，在法国这种制度下，政府要想推动一项政策，需要多数民众理解和支持。因此需要较长的沟通时间，但这种方式无法应对突发的紧急事件。比如对于迅速传播的病毒来说就缓不济急。以封城和限制外出人数为例，只能根据疫情的恶化程度一步步提高限制措施。但要想控制住疫情，必须抢到病毒传播的前面，而不是跟在病毒后面。
第四，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三个力量：政治、资本和大众。东西方制度一个显著差异在于，中国的政治可以超越资本和大众的束缚，独立进行决策。西方的政治权力则臣服于资本和大众。因为政治人物要想赢得选票，既需要讨好资本以获得政治献金，又要讨好民众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法国疫情爆发后，法国媒体最关心的、讨论最多的是疫情对经济的损害，而不是人的生命。3月8日的报纸甚至借医学科学院成员、传染科专家而里凯尔教授的观点提出：“阻碍经济，要比病毒有害的多”。西方媒体多是财团控制的，自然要代表财团的利益。媒体又能影响民意，政治人物自然对媒体也是不敢得罪。
第五，政治人物有打工心态，经常有政党利益、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现象。比如欧美都出现政治人物为了经济增长而刻意淡化疫情影响，从而浪费了中国争取的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口罩短缺、检测能力不够、选举照常举行都是突出的问题。采取封城措施后，还没有清零就又急于解封。解封后，检测能力虽然提高了，但却没有对确诊者、接触者强制进行隔离，机场、边界也不进行检测和隔离14天，致使功亏一篑。
最后要说的是法国的问责制。西方政治制度的问责主要体现在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选举上。任期内不管犯了多大的错误，只要不是犯罪，都有任期保障。所以整个疫情期间整个西方没有一个官员因为应对疫情被问责。其功效显然和中国的即时问责制非常不同。
疫情终止法国改革，难有未来
法国在这次疫情中软硬实力都遭受重创。这自然限制了法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也降低了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但对于法国来讲，更深层的影响则是好不容易启动的改革被打断，且无望再启。
法国自希拉克时代就尝试改革，但由于民众不支持，历经萨科奇和奥朗德总统，一直难以真正启动。后来危机之下人心思变，从而出现了政治素人马克龙2017年胜选的奇迹。他执政后也是全力进行改革，但在中途发生了“黄马甲运动”，改革不得不暂时中断。经过一番妥协和让步，“黄马甲”开始平息。可正要重启改革时，这场疫情突然而至。法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像中国一样迅速控制住疫情，反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来看，除了疫苗外，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美都已经无法遏制病毒传播了。这个时间乐观估计也要到2021年年中。此时距离2022年大选已经很近了，也不可能再进行涉及到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更何况，即使要改革，也不会在选举前呈现效果，反而招致利益受损者的反对。这对于任何政治人物来讲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导致改革中断的另一个原因是左派重新崛起并可能执政。
本来经过奥朗德时代，左派已经边缘化。但2020年的市长选举，左派借助绿党重新崛起。由于注重环保的绿党全面执政条件还不够成熟，很有可能支持理念相近的左派候选人。由于疫情严重打击了经济，失业率大幅上升，马克龙改革的成效也被疫情一笔勾销，其连任难度增大。
现在法国主要有四股政治势力：绿党和社会党为主的左派、马克龙代表的中间派、勒庞女士为代表的极右势力、传统右翼共和党都有可能进入第二轮，2022年大选的偶然性增大。如果左派胜选，环保和分配将是政策核心，特别是在疫情下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承受进一步改革的能力下降，法国的改革至少要再等到2027年。
马克龙，图自“新华网”。
最后要说的是，法国应对疫情失败，也颇为复杂地影响了中法关系。
一方面中法关系从实用角度不得不走得更近，另一方面，法国社会对中国的更加排斥，甚至敌意。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重创，经济也迟迟无法复苏。只有中国是例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和经济界来说，如何利用中国经济增长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法国政府和经济界对中国是要比过去更加依赖，更加重视，也更加友好。
但另一方面，知识界包括大学、智库、媒体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更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对中国的批评甚至攻击日益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中国保障法国的口罩需求，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攻击反而更加激烈。这和2003年中国支持法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时期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弱小，站在法国一边，还能被知识精英接受为盟友，但现在中国帮助法国，反而会激化他们的危机感。
媒体、智库对法国社会巨大的影响力，自然也影响到民众对中国的立场和感受。所以疫情过后，法国出现一个撕裂现象：政府和经济界对华友好、客气。中国外长王毅访问法国时，马克龙总统也高规格接见。知识界和民众则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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