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西方现代文明转型的关口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愈加分裂、多极化的世界，由西方主导的价值观面临诸多挑战。在许倬云先生看来，现代文明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当今世界暴露出的种种笔弊端，催促我们加以检讨，设法找出新的路径。

现代文明转型的当下，人类该何去何从？

西方世界个人主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给予西方世界强大的动力，终结为西方世界对全球人类的主宰。今天，全球各处的人类族群，在制度上和理念上无不接受西方世界的一切价值观念。最近伊斯兰世界对于基督教世界的抗争，似乎在否定现代西方文明的价值；中国和印度的兴起，又似乎说明一些旧文化体系的族群正在入室操戈，挑战了西方世界的独断。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

举世茫茫，不知可以往何处去。回归一神教的信仰，立刻出现问题——就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互不兼容的斗争。个人主义没有对神圣力量的信仰，将变成自私而不负责任。人以自尊自重，以尊重他人、尊重自然作为基本价值，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西方文明本身正在面临衰微、甚至于解体的过程；在世界全球文化的现象下，主权国家的主权将如何处理？在民主制度方面，固然与人权观念有密切的关联，但无可讳言，各处的民主政治都在金钱的影响下，愈来愈庸俗化和空洞化。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到今天，其主要基石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到了今天，许多证券的交易却已经远离依靠信用的原则。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正在把世界人类撕裂成两层，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区隔。工业生产取用了无穷的物资，也消耗了巨大的能源，地球上能供应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

举例言之，国家的主权上面有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组织，下面有地方管理单位，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规划国家主权的限度？使其不要无限扩大？一方面，国家的主权已经构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国家机器掌握了主宰公民权利的机会。又例如，民主制度下所有官员都经过票选，这些官员们经过媒体的渲染，在选举过程中巧言令色博取选票，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执政的能力。我侨居的美国这几十年来，选举制度选出的各级官员，跟着媒体影响力的扩大，愈来愈显示民选不是一个真正选拔人才的制度。又例如，产业经营的股权经过证券市场的操作，实际上已经极度地分散和零碎化，再也没有一个真正掌握股权的股东群，来监督产业的管理和操作。工业生产求多求快、求新鲜，产品一批批涌向市场，又一批批被淘汰为垃圾。（我们手上的计算机或手机，不是几乎年年换新的吗？那些被丢弃的旧品实际上并没有坏，可是所有曾经放下去的劳力和资源却都变成了废物。）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反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者。图片来源：路透社

设计新的制度，必须经过全民大家的共同努力，不是任何人可以闭门造车，设计一个“建国大纲”就能达成的。此处挑选几个显而可见的问题，提醒大家的注意。世界上民主制度的政府，大概都不外乎两个类型：一个是议会为主的内阁制，一个是元首为主的首长制。三权分立的观念，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有许多的冲突和矛盾。国家的资源和发展的时间，都往往在争争吵吵之中不断地浪费。立法权本来是代表选民的意志直接监督政府，然而，选出来的代议员通常并不是熟悉政务的专家。行政权要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又必须要有真正能办事的干员，设计和执行必要的政策。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冲突，后果往往是外行的代议士领导内行的专家。但是，如果一条鞭由行政权直上直下执行政策，立法权又如何监督？也是一个大麻烦事。

以议会为主的内阁制——例如英国的制度——稍微能够补救这个缺陷，因为以多数制定政策的议会，其中多数党的成员也就是要负责执行政策的人物。可是，这些选出来的代议士，又有多少是专家呢？能够在地方上当选的人物，往往是有地方实力的基础，当选的代议士——例如日本的议员，甚至于首相，几乎都是出自有限的几个门阀和派系。美国南方各州，他们的议员和州政的主持者，也往往是由当地的大家族世世代代垄断。行政权强大的国家，如果也是由一群家族和集团垄断政权，则政权朝代化的现象当更为显著。

国家政务理论上是经由人民的委托，替全国公民造福利。《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全国所有的儿童能顺利长大，成人有工作，老者安养余年，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人照护。这个原则，相当程度的是由国家机器掌握若干财富的分配权。直接发生的问题是，有些占有优势的人士，手上累积的财富远大于他应有的一份。这些成功的人士，却会以保障人权自由的理由，反对国家机器干预：他们主张的是，有发展的自由，却不负社会的责任。社会福利到了一个地步，又往往导致一些得福利之益的人口会失去斗志，一心一意地依靠社会福利而不求上进，徒然授人以柄作为攻击社会福利制度的借口。上述情况的两难处，将来如何解决？也是一个大问题。也许，许多社福的管理交付给邻里乡党，会比直接由国家操作更有人情化，也能更直接地解决个人的实际困难。

今天的生活比过去数百年前舒适优越多了，可许多跟着生活条件改善而发生的专业，就不是一般可以凭常识作判断可以解决的。如何将专业人员的知识，适当地放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项目。例如，美国的司法权，是由一群高度专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一个大法官会议解释宪法，也是解释人权的本质，以防止国家的权力侵犯了人民的基本人权。又例如，美国的货币并不经由中央银行管理，而是由一个专家组成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纯粹按照经济理论和经济信息，判断国家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这一个委员会完全不经过民选，而他们的权力却是直接影响到每一个老百姓财产的总价值，也指导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其实，医药和公共卫生、交通和公共安全以及环保与天然资源的消耗等等，都是直接有关民生和发展程度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也应当是由专家处理，而不能仅仅授权给民选的议员和行政官员。

从希腊民主制度以来，因为用“民主”两个字选出了官员，制定错误的政策或者执行有偏差，其例证处处都是。那些神权国家——例如，伊斯兰的教士团，或是旧日天主教国家和东正教国家——以教士作为国家官员的来源；他们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也往往以信仰教条放在实际问题之上。这些的缺乏专家为人民造福的弊病，将来如何纠正？也必须在设计新秩序时，给予慎重的考虑。

结合以上讨论，当以英国模式的内阁制比较可行：两党竞争，国会多数党组阁，由国会中具有专长的议员担任各部政务首长，辅以常任文官执行国会通过的多数政策。众所共知，最近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政府，都因为反对党以种种方式抵制政府，国会中几乎时时在冲突（台湾“立法院”，甚至常有拳打、足踢、拉头发的暴行）。立法与行政两部门之间难以协商，导致政务接近瘫痪。如此民主，失去设立政府的原意。解决之道，应以直接诉之民意裁决双方争议：由总统于必要时解散国会，立刻经由公投选出新国会，然后根据民意推行公民选择的政策。美式宪法修改不易，有时不能及时顺应民意。如果经由上述解散国会后的投票，也可以因应事实的需要，同时提出修改宪法条文的公投复决。这一套措施，即是以民意随时最近监督政府。

台湾地区的“议会”暴力

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生产和服务事业都是民营，让市场原则决定其成败。这一个原则，基本上假定市场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按照需求决定产品市价的高低。然而，在资本主义实行三百年来，我们知道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没有人操纵。最近二十年来，美国两次经济危机都揭露了大财团在操纵市场的实况，为了保护一般公民生活上的需求不受投资者的剥削，那些有关公众利益的事业——例如，能源、铁路交通、公众用水、大规模的水利——都不应交给私人经营。这些事业的营利基础，一方面假借了公众共有的资产，另一方面这些事业有独占市场的性质，一般人民无法以竞争的条件躲开他们的独断。这一类的事业，应当是由国家或各级地方政府分别拥有和管理，但是也要经过人民的直接监督，以避免有私人假借公产图利。

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以后有《反托拉斯法》，以遏止私人资本的膨胀和独占。行之多少年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管理的效果已经日渐微弱。这种问题，可能不只是在企业到了某种规模才加以限制，而应当是在股票市场上，集股进行的阶段就密切注意。近代科技结合紧密使得新的产品不断推出，这些产品有的是以大量浪费有限资源取得优势，有的会对自然环境严重损害，设计产品时因为不考虑上述因素，造成新产品的暴利。对于这种新产业的出现，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当有所管制，在新产品刚要投产时，公权力就应严密地监视，不容许产业以造成公害取得私利。这些节制资本的措施，在市场经济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目前很难付诸实现，不过我们必须要提醒大众，适当地节制资本乃是必要之举。

资本主义的祖师亚当·斯密，其名著《国富论》讨论财富的意义，原意在于实现国族共同体的集体富足。现在的经济行为则以个人致富为目标。近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致力于以钱玩钱，将生产放在次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以资本换取远方资源；第二阶段是投下劳力，换取生产品；第三阶段是利用机器，大量生产商品；现在应是第四阶段，将是一知识作为生产的力量，不断开拓经济领域。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最近在福布斯解释“知识即是能力”，就是指出纠正目前经济理论的窘况。我建议，从中国文化“利用厚生，仁民爱物”的大原则，致力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为目的；同时，寻求最好的生产方式，既要尽力节省资源，又要达到高度使用的功效。于是，资本应当用于不断创新的研究，同时投入资本尝试生产的风险投资。近来信息工业的不断开拓新产品，即是例证。总之，盈利与消费之间，提高人民的生活乃是一切考虑的第一要件。

在现代文明的几根支柱中，“自由”和“人权”都是重要的项目。前面所说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据的自由市场行为，都是从这两个观念衍生的。如前面各章所说，自由和人权的观念，和神授的恩惠有极大的关联。今天既然神恩观念因为宗教信仰多元化面临了困难，我们必须要从人的自觉、从人的现象推己及人，以至于延伸到全人类共同的福祉。其启发者在我，其保障者也在我，我们既要保障人的权利，也要防止个人的利益侵害了旁人的利益，甚至于一些人的一时利益侵犯了人类全体的利益。我们要自由，就要顾及别人和全人类的权利；我们要权利，就要顾及权利背后的责任。如此自我期许，也如此自我警惕，也许人类可以在每一次争权利、争自由的过程中，永远记得不要因为扩张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别人和全人类的公益。

前面曾经提过，在近代主权国家的观念下，国家是一个终极层次的团体。国家的公权力，在今天已经削弱了其他层次组织的功能。举个例说，人类历史上宗族、邻里、同行、以及各种同志趣的结合，都曾经担任过结合许多个人，构成一个能做事的社区和社群。在今天社会逐渐解体，社群和社区首先解散，个人成为流散的孤独者。于是，个人除了向国家代表的公权力完全屈服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上，国家公权力不能提供任何功能，只有自动自发的社区社群，才能对于许多个别的孤独者有合作和安抚的作用。既然人类从个人扩大到全人类，曾经有过发展的各阶段——村落、部落、宗族、社群等等，以不同的形式结合个人为群体。为什么在今天，我们只让国家这一个层次独占胜场？

今天，现代文明正在转型的时候，我们应当让各种不同层次的团体，恢复他们在社会上结合孤独个人的功能。两岸的中国人在近来半个世纪，都有过社群和社区的生活经验。大陆的工作单位，照顾了工作人员及其家人的生活；台湾的“眷村”不仅在军队中有之，许多文字的政府单位——甚至公、私企业单位，其工作人员和家属也有过程度不同的居住社区，称之为宿舍。这些社区中的居民生活在一起，彼此扶助、互相照应。那里长大的孩子们同校读书、一起长大，宛如弟兄姊妹。老人们退休后周围都是熟人，也不会寂寞。单位担起社区福利的责任，例如集体医药保险或老弱长期照顾，有了社区的公众意见和监督，都可以减少滥用福利的弊病。社区中的房屋假如都以租赁为主，也可以避免现代都市炒作房地产，导致经济泡沫化的现象。

总而言之，在一个现代文明正在转型的关口，我们不能认为现代文明代表的一些组织型态，就是人类最后的选择。许多今天呈现弊病的制度和观念，在今天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加以检讨，也设法找出新的设计，以满足人类作为共同体的需求。此处，我并不想描述任何乌托邦或者理想国，我只是指出我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找新出路是必须要的工作。尤其不在西方文明原来垄罩范围的其他文化系统，其中有识者更当抛开一切模仿西方现代的旧习，而重新思考对未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更为适合的新途径。有些新途径是旧瓶装的新酒，也更应该有崭新的观念和崭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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