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恩怨与中美关系的终极之问

克林顿和他批评为“叩头者”的老布什

中美作为两个处于截然不同的地理和文明方位的国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也恩怨纠结。

—— 晚近中美关系的简要回顾

在殖民时代，美国是个三心二意的参与者。它一方面跟随在其他西方国家后面，在中国“利益均沾”，另一方面，它又是西方国家更持公道的外交理念者，当其他国家表露出侵吞或瓜分中国的企图时，它则高呼“门户开放”。

在晚清末期危险的历史时期，由于门户开放倡议，中国免于被列强瓜分。

上上个庚子年的赔款，时过境迁之后，美国率先将其返还给中国，用于教育和文化事业，在中国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仍受其影响。

就此而论，今天由于疫情正在浮出水面的追偿论，必须放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视野来看待。

    对疫情的追责，甚至追偿论，对于美国来讲，都不是目的，更是手段。

美国的外交所秉持的理念和规则，集中体现于“威尔逊主义”特别是他的“外交四原则”中。

这是历代美国政府在实施对华政策时所表现出的理想和善意一面的历史和观念根源。

在孤立主义盛行的时期，美中交集并不多。但日本侵华战争很快打破了平静，美国是最早提供大额援助的国家之一。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华军事、经济援助机制化，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二战及之后世界秩序形成的关键阶段，美国人坚持了对华善意的传统，力排众议（苏、英两国），促使中国成为“四警察”之一，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奠定了中国重要国际地位的基础。

内战时期，美国人的对华善意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它同情在野一方，大力推动调停，但并未成功，蒋介石政权败走台湾。

结果引发了美国人对“失去了中国”的广泛反思，紧接着半岛战争爆发、麦卡锡主义盛行，美中冷战作为美苏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前所未有地进入全面对抗阶段。

出于共同对抗苏联需要，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直至建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蜜月期。

美中关系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并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外部条件。

—— 美国的“初心”和对华重新定位

某个特殊历史事件和冷战结束后，美国以胜者之姿，史无前例地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开始策划启动市场经济、价值理念和民主政治的全球化战略。

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批评老布什向中国叩头的克林顿在任职初期采取敌视政策，但之后却成为确定对华“建设性接触”融合新政策的关键人物，并在新世纪之交，作出战略决定，与中国完成双边谈判并力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他在敦促国会批准美中签署的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时强调，如果国会不通过该协议，美国“将后悔20年”。

此举将“有助于大大削减美中贸易赤字，促进美中之间在联合国和其他许多领域的合作”，还将大大增加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联系”。

他甚至说，10年之后美国将对自己说，批准中国入世协议是正确的，是“光荣和聪明”的选择。

事实上，真正帮助克林顿解除国内疑虑、扫清关键障碍的，是他提出了美国准许中国入世的“初心”，也是当代史上著名的“阳谋”，就是“以经促政”的理论。

克林顿2000年3月8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研究院发表题为“请支持中国加入WTO”的重要演讲时，奉劝那些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在21世纪对世界的影响的美国人时说，一个虚弱的中国所带来的危险才是真实的。

他说，通过加入WTO，中国不止同意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它也同意引进......经济自由......在知识经济中，无论人们喜欢与否，经济创新和政治赋权总是不可避免地携手并进。

    “很显然，让中国加入WTO，并不能确保它会选择政改，但是加速这一进程——加速经济变革的进程，将迫使中国早日面对这一选择，并使正确的选择的必要性变得更强。”

 撰写畅销书称中国为“挑战”时的特朗普及其时任女友梅拉尼娅

—— 美国内的“逆流”和解决机制

在冷战后当选的首任总统费尽千辛万苦力促中国入世同时，当时还是地产商的现任总统特朗普正在纽约的家中奋笔疾书，撰写一本畅销书，并认真地写下：中国未来必将是美国的主要挑战。

而特朗普的首席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在克林顿任期，直至奥巴马任期，不间断地向克林顿式的观点提出警告。

而这两个人，正是当前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和执行者。

除了他们，美国政府奉行公开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同时，总有另外一股声音认为中国是挑战，是对手。

恰巧几乎每任总统在参加竞选时都迎合这种观点，并大力批判前任总统的对华政策。跟克林顿批评老布什一样，小布什也声称克林顿“叩头”。

为解决美国内争议，后来就形成了两大机制。

其中之一是“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谈宏观问题；

其中之二是“送礼”外交，就是每当美国内不满声音加大以致影响美国政府姿态时，通过大幅度增加采购订单，消弭其分歧。

这一套策略为中国赢得了“战略机遇期”，保证了中国在新世纪的腾飞，直到在2010年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另一股声音也在不断增长，直到在小布什政府晚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潜在战略对手”。

—— 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转型和中美关系终极之问

从将中国定位为“潜在战略对手”到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大约经过了10年。

在这十年里，前一半时间，两国主要在贸易、东亚地缘政治和海洋主权等领域存在重大分歧和冲突；后一半时间，两国上述矛盾仍在加深，但冲突不断拓展到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国企补贴、人权、价值理念特别是两国全球主导权之争等领域。

从2014年开始，美国对华政策转型开始出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迹象，新型冷战——我在次年将其概括为“次冷战”——趋势日渐鲜明。

但很显然，美国并不想一步到位地完成对华政策的彻底蜕变。将中国界定为“战略对手”，声称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重返历史舞台，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性选择。

如果在这一阶段，通过全面战略竞争，中美双方接受一套新的世界秩序和规则，继续和平共处，美国对华政策将维持和平、积极和建设性基调。

如果在这一阶段，全面的战略竞争及其所欲形塑的世界新秩序、新规则，不能界定和规范美中新时代关系，对抗和冲突不断扩大与升级，那么美中关系就会进一步突破新临界点，从全面战略竞争关系到全面战略敌对关系，进入到全面次冷战阶段，就像美苏冷战一样，最后必要有个结果。

事实上，中方试图积极推进重新定义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在奥巴马政府初期，曾原则性接受这一提法，但在第二任期后对此保持距离。

特朗普上任后，他的第一任国务卿蒂勒森曾在访华中主动提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个主要原则和内容（虽然未提这个名词），但随着“战略对手”定位和贸易对抗的开始，再加上其本人离职，新的努力无果而终，特朗普政府也不再接受此前的两大机制。

因此，中美关系最后就归结为，是要贯彻美方的“初心”，以经促政，并支持和坚持美方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和规则，还是按照中方定义，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克林顿政府在“历史性假设”——经济发展会带来自然改变——的前提下，推动国内形成支持中国加入“WTO”的共同意见。

终极之问——实际上也是当前美中矛盾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历史性假设，是否还能成为美中之间的战略默契，并依据此界定美中关系，规范美中双方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和角色，并持之以恒地遵守相关规则？

美方的核心逻辑可能是，如果坚持双方默契的“初心”，那么“建设性”基调将得以维持；如果不再认可其“初心”，美国就将在战略和关键领域与中方脱勾，并开展全面战略竞争，直至全面次冷战，确保其和盟友的核心利益，并在印太地缘秩序中确保其主导权。

疫情背景下双方从初期的口水战到目前的系统性舆论战，外交批评升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似乎暗示出一个令人担忧的前景。

克林顿和批评他为“叩头者”的小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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