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有一个论调就是『世界文明起源一元论』和『中华文明西来说』，如法国学者约瑟夫、波提埃等认为中国文化来源于埃及或巴比伦。20世纪前期曾到中国参与考古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则根据仰韶遗址的彩陶，认为中国文化源自西亚两河流域与南欧。『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总体论调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饲养业等这种重大的文化革命，只是一次在一个地方发生，之后靠迁徙和文化扩散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而中华文明则是西方文明播撒的结果。
以禾木科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革命这样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在旧大陆上只是一次在一个地方发生的，这个综合体基本上依靠迁徙和文化扩散而从那里传播开来；作为旧大陆各种文明之基础的重大文化成分，都是源出于大约七千年前近东作出的改进，而不是起源于欧洲、亚洲和北非许多地区独立的散见的天才火花；
------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在上世纪，中国的考古学才刚刚起步，并没有建立起来完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所以对于国际上出现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论断，并没有说服力证据来反驳。但随着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完善，自成一系的中华文明脉络清晰而又完整，如果把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以『回放』的形式来回看的话，你会发现中华文明的起源，完全不是西来的，她有着很强的原生性。
本文就把时间线放长到10000年前，从考古学角度，用6张图、以『回放』的形式来看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结合考古学中揭示的农业起源的证据，浅谈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
世界三大原生农业体系，中国粟、稻二元农业体系原生性极强
原生农业的革命催生文明的诞生
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世界各地大致诞生了三种体系完全不同的原生农业体系，而且都很有地域特点，他们分别是位于西亚两河流域的麦本农业体系、位于东亚大陆黄河流域的旱地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本水作农业以及位于中南美洲的玉米农业体系（见上图）。由此可见，新石器文化早期，中国的旱作、水作二元农业体系完全区别西方的麦本农业，而西亚驯化的小麦到距今四千年前才传入中国，此时中国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了，世界原生文明的诞生几乎都建立在农业文明的革命之上，农业文明的革命正是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所以从农业文明的诞生角度来看，就可以基本否定中华文明西来说了。
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中国南北方诸多遗址都出土了碳化的粟、稻实物，以及大量的粟稻类粮食脱壳工具
从考古上看，至少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中国二元农业体系就已经形成。如北方的东胡林遗址、李家沟遗址柿子滩遗址等都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等粟黍类粮食脱壳工具，这些粟作农业的粮食加工工具在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华北地区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农业粮食作物。尤其的近些年的在东胡林和磁山遗址发现的炭化粟粒，则实证了这个时期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从事种植粟和黍的旱作农业生产了。
南方以稻本为主的水作农业也基本上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就起步了，迄今为止华南地区至少有4个遗址发现了10000年前的稻谷遗存（见上图），淮河流域距今9000年的贾湖遗址、长江下游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都也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稻谷遗存。可见中国南北的旱作、水作二元农业体系的形成是具有自己完整的演变过程的，即便在距今4000年左右小麦的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但这种中国原生的粟、稻二元饮食结构也一直在整个古代史中占主导的地位。
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区域文化大发展
黄河、长江、辽河三大区系文化雏形初备
农业文明的大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本土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在距今8000多年前，南方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形成了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区系文化，尤其是长江下游区域，在此后的一千年里，一直有着强势的表现。而北方的以粟作农业为基础，形成了以西辽河为中心的区系文化，典型遗址如兴隆哇遗址，浮选出了距今7650年的的炭化粟和黍，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小米实物遗存之一。而兴隆洼文化则引领了这一区域的发展，并在之后的红山文化时期达到了区域文化发展的巅峰，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业文化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仰韶时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稳定发展期
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在新石器早期成为了旱作农业和水作农业的交汇地带，这种二元混作的农业模式得益于中原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稻作与粟作农业在此交汇，大大增强了该区域抗天灾的能力，旱涝保丰收的农业模式，为中原区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所以从7000-9000年的裴李岗文化、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4000-5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以及3000-40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中原区在新石器时代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强势的文化类型诞生，延续几千年不中断，这背后除了有地缘格局的影响，其农业模式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龙山时代前后，风光一时的良渚、红山文化消退，中原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渐渐起势
文化发展质变的结果：核心文化的形成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这几千年时间里，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依托各自的地理优势和农业基础，都进入了稳定的发展阶段。因而出现了区域特征明显且稳定的文化类型，如上图，在距今4000-5000年，长江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进入蓬勃发展期，并在良渚文化时代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进入了古国文明阶段。
长江中游、中原、山东半岛周边、西辽河流域的情况与此类似，也都经历了一个稳定并且向上发展的时期，经过仰韶时代近千年的积累，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这些区域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时期，也应该出现自己的文明和王国，但在距今大约4300左右，受环境等相关因素影响，除了中原区外，包括良渚、红山文化在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纷纷衰落甚至消亡，除了中原之外的区域文化进入了停滞期，而之后中原夏、商文化的崛起并向四方扩张，又打乱了长江、西辽河流域一带正常的发展秩序，使该地区最终失去了独立进入文明的机会，中华文明由多元变为一体，由万邦林立的邦国时代，进入了月明星稀的王朝时代。
众星捧月的二里头时代，使中国第一次有了核心影响力的文化，二里头文化开始强势地向四方播撒文化影响力
龙山时代各地城邦并起，中华大地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核心文化，各个文化之间差距不是太大，而到了二里头时代，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候源于内亚的小麦、青铜等因素加速了二里头文化的质变，于是五谷齐备、青铜文化升级革新的二里头文化开始强势发展并形成了『众星捧月』之势，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二里头文化成为了中华文明总进程的引领者，这与历史记载中王朝时代的开启颇为一致，西方文化的对中国王朝时代的开启只是一个导火线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本质上还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质变引起的，是内在的原因决定的。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还是很清晰的，有着独具特色的『粟、稻』二元农业体系，这种原生的农业文明，与西方的麦本农业几乎同时起源且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否定中华文明西来说，并不是否定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受西方影响，东西方文化都是相互影响的，世界是流动的世界，中华文明形成之初不是西方文明播撒的结果，但形成过程中不排除受西方的影响，如源于内亚的小麦等粮食作物、青铜文化的东渐等，都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但中华文明总体上是本土催生的文明，有着自成一体的发展序列以及很强的原生性。『中华文明西来』与『中华文明受西方影响』是两个概念，东西方文明相互影响，但总体上各成体系，并没有派生或子母关系。
农业的革新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因而在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之后，中华大地依托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形成了一南一北两大文化区系，随着区域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碰撞加剧，在『粟、稻』交汇之处的中原地区又形成了更为强劲的王朝文明。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诞生的原生性很强的区域文明，因此『中华文明西来说』从各个方面都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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