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战略误判：永远不要和开放创新富民强国脱钩

如果人类文明在未来100年横遭扼杀的话，那么，凶手不是饥荒，也不是瘟疫，更不是战争，而将会是世界各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我们能够战胜饥荒和瘟疫，更能止熄战争，却无法应对我们人类自己铸造的科学技术叠加革命和世界民族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意志行为的傲慢，从而左右世界的发展趋势。既然我们的生活如此深受国际事务的影响，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反应又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增强自己的理解能力、决断能力和行动能力。

先有准确的理解，才有明智的决断，才有经得起考验的行动。中国国家领导人2015年访美时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我们无畏挑战，要为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做好准备，但更要防止战略误判，不要把“脱钩”简单化，扩大化，推到极致，变成一种思维范式甚至“政治正确”。

第一个层面是思维范式。

在庚子年这次世界大疫中，我们要更全面和透彻地思考各种异象冲动的国际关系脱钩，从中找出最符合中国大局和世界大局的前进路径。

从全球贸易占GDP比重的下降，全球价值链增速的放缓，全球化分工带来中间产品运输距离变长、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等等因素看，在贸易发展和专业分工这个方面，“去全球化”的调整，从2008年之后已经发生，疫情只是新的推动因素。

中国是全球化受益者。但不少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导致其母国产业空心化，失业增加，政府补贴与资助增加，而跨国公司为赢得资本收益最大化在全球寻找“纳税洼地”，在母国纳税比重很小，如此就会造成资本和就业、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也是特朗普一直呼吁制造业回流、缓解国家压力的原因。

   我们也要明白，即使没有疫情，中国供应链也有可能发生一定的调整。有两种情况。

一方面的情况是，中国自己的外向型制造企业，基于成本考虑和国外“双反”（反补贴、反倾销）压力，近年一直在加强海外投资。中国资本到海外形成的资产，还是中国人的。这和当年日本从GDP（国内生产总值）时代到GNP（国民生产总值）时代的变迁很相似；二是在中国投资的外企，基于成本等原因也有迁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最近发布了2019年度“日本企业海外事业展开相关问卷调查”，有3563家企业（其中2990家为中小企业）参与。“在海外设有基地，将进一步扩大进驻”的企业中，列举中国的企业的比率减少7.3个百分点，减至48.1%，回答越南的企业则增加5.5个百分点，增至41%，越南与中国的差距从2018年度的19.9个百分点缩小至7.1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的情况。

一是作为全球供应链龙头，又有庞大的市场，中国供应链整体优势依然明显，有移出，也有大量流入（如特斯拉）。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显示，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已连续4年下降，2019年比2015年下降了31.5%，但中国占全球FDI的比重从2015年的6.7%提升到2019年的10.1%。这说明，中国市场规模以及开放程度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依然吸引着大量资本流入。全球资本并未和中国脱钩。

二是不少国家都在推进制造业向母国回流，但基本上事与愿违，说明要逆转产业规律和效率原则，并不现实。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高端制造（如芯片）方面有强大优势，但一般制造业已经不是其优势，很难再回到本土复兴。就算回来了，也没有便捷的基础设施和大量经过培训的熟练工人去支撑。

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乏力，制造业岗位一直空缺，而且工人的劳动效率并不高。美国如果一定要复兴制造业，出路不是提高贸易壁垒和惩罚性关税，而是要从基础设施系统和劳工培训体系这些方面扎实用力。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单从供应链看脱钩，我们在分析后就会明白——供应链的脱钩会有，但是局部的，小规模的，而且是被疫情压力强化的。疫情一旦过去，真要脱钩，也不容易。

同时，有些领域的供应链集聚在加强，就像最近全球多国都希望中国生产和出口更多的医疗防护用品，供不应求。指望每个国家的医疗物资将来都自产自供，是不可能的。除非发生冷战，中国被极度孤立，否则，始终在造福全球消费者的中国供应链的地位不会动摇。

所以，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同时也要清醒，千万不要把某些枝节性的调整扩大成所谓全面、全局的脱钩，自乱阵脚。

人类在21世纪前后几十年的商业文明史，中国篇章可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亦指出，中国走过的道路，显示出了制度变迁的能动性、浮动性，以及自我调整的可能性。这是中国成就的一个关键。

我们无须浮泛地夸耀中国道路，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更主要的是现代主体性的建立，民智民情的理性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还是“半成品”状态，还在路上，但我对中国抱有坚定信心。

信心在于我们不断自我超越。过去几十年，由于对外开放和对内激活，中国吸纳了最多的信息，产生了最大的变化。我们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们肯干，“实践出真知”，“干中学”，熟能生巧，越干越会干，中国道路不是说出来的，是亿万人民干出来的。

如同《麦肯锡中国报告》（2019）指出的，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在上升”。

我们真正担心的是在全球经济离不开中国供应链和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也有潜力为全球经济做出更大贡献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因为心态的问题，认知的问题，不能很好地克服大国崛起中一定会遭遇的困难，回到非黑即白的二元框架，自己踩灭复兴的火把。

再回到脱钩问题，我们不要把脱钩概念化，简单化，而要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层次上详加区别，寻找最优解——面对脱钩的压力，最忌不加区分，不作消化，一脱了之！

第二个层面是国际秩序。

近年来，特朗普以自我为中心，不断退群，中国反而是国际秩序的稳定因素，有什么理由和国际脱钩呢？在中美关系的大变局中，我们也要异常冷静，从中国长期稳定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利益出发，尽可能寻找更多的压舱石。

第一块压舱石依然是经贸关系。在美国政府不断情绪化变脸时，中国对美政策的稳定性以及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也是一块宝贵的压舱石。希望民间通道也能成为压舱石。对美国一部分政客、媒体的抹黑，相关部门要针锋相对地回应，但我们更要心中有底，抹黑中国是一些美国人的饭碗和“不变的永远”，抹黑了几十年了，但中国黑了吗？清者自清，中国的健康发展就是对抹黑的最好回答。

同时，我们一定要谨防“中美关系无所谓”、“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离了谁照样发展”、“大不了重头来过”等等迷思，防止出现不可控、不可逆的重大变局。我们也要更加开放，让别人更便利地了解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也不要惧怕。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中国人都是外交工作者，都应该更加负责。

我们共同回忆阿富汗的故事。在1840年前后，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之间发生过一场英阿战争。战争的背景是英俄在中亚地区的角力。战争的结局，则如马克思在《印度史编年稿》所写的，“1842年1月13日，贾拉拉巴德（注：阿富汗东部城市）城墙上的哨兵们眺望到一个穿英国军装的人，褴褛不堪，骑在一匹瘦马上，马和骑者都受重伤；这人就是布赖顿医生，是三星期以前从喀布尔撤退的一万五千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因饥饿而濒于死亡……”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这里不作展开，战争最初的起源是1839年，一个从未到过阿富汗的英国政府的主要顾问，怀疑俄国要把阿富汗作为进入英属印度的垫脚石，阿富汗领导人是“亲俄的代理人”，于是英国要推翻他，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上台，为此远征喀布尔，建立了傀儡政权，阿富汗人坚决反抗，1841年底英军撤退，山路崎岖，一路被阿富汗人伏击，全军覆没。

事后的文献表明，英国政府顾问一开始的怀疑并没有什么依据。

“阿富汗陷阱”说明，大国角力存在各种可能，不一定导向战争，但如果一开始就被错误的预设（如英国的“俄国威胁论”）牵引，不断加强，没有回旋调整机制，最终真的会发生战争。就是我们在面对客观问题时，能不能仔细辨析，看到更大的大局，从建设性角度寻找生机？太平洋的宽度真的容不下两边的分歧了吗？两个世界同样需要的伟大国家真的只能向剑拔弩张的方向迈进了吗？

疫情期间同粤港澳一位富有情怀的金融交易所负责人交流，我说想写一篇“永远不要和开放创新、富民强国脱钩”的文章，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中国的底线思维。如果和外部世界真的有所脱钩，我们更要加强对内开放，让要素更加公平、自由、高效地流动，稳定预期，激发活力。而且，这不应该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权宜之计，应该是中国发展之基，是全社会的共识。其实某些局部的脱钩和调整不可怕，中国也有消化能力，但是千万不要脱钩。

所谓脱钩，就是和追求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实现民族复兴的大目标脱钩，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秩序脱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本主义现代价值观脱钩。

中国能复兴，不仅靠生产力的进步，更是现代价值观确立的结果，即尊重个人权利，释放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定需要一个改革、开放、稳定、激活的大环境才行。

中国是自苏联解体以来第三波全球化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全部成就，都来自全球化补课、市场化补课、城市化补课，对此，一定要保持100%的头脑清醒言语谦逊行动谨慎。我们不仅不应该妄想与世界脱钩，更要担心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动与我们“脱钩”。中华古训：“以利交者，利尽则散；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德交者，地久天长；以道交者，地老天荒"。今之人，当念念不忘此古训。不要刚刚有了几个小钱，就得意忘形不知所以，忘了自己的来路和归程。庚子年全球瘟疫危机其实是一次全人类都看在眼里的全球总动员。遇到危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在看着自己国家会怎么做，也都在期待来自所在国家的保护。不论钻石公主号也好，最初的疫情暴发中心武汉也好，那些撤侨最早、撤侨条件最低的国家和地区，总是给人更多的安全感，总是更令人羡慕。以后的人们寻找安全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个人，总是倾向于到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或者发挥同样的能力，取得回报最高的地方——后者，只能是全球化程度高的地方，因为只有那样，才可以服务更多人，进而取得更多回报。

也就是说，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点像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的关系。投保人希望用最低的保费（税收）获得最高的保障。这就是低税收国家和地区有更多的有钱人涌入、有更多的公司开业（交税、交“保”费的人多）的原因。Google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公司，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现代社会，工农业生产已经退居从属地位，不需要多少土地和资源，就能成就了不起的现代城市和国家。在此基础上，争夺人才、智力和有钱人的游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这便是亚洲五小龙在二战后脱颖而出、在本次新冠病毒疫情中的表现，也格外杰出且迥异于传统的威权国家，也迥异于老牌欧美民主国家的原因。

 以现在疫情的传播效率，整个人类社会将经历多大的剧变或危机？当生命消逝、企业倒闭、失业大潮汹涌而来，这场危机会改变多少人的人生轨迹或者国家的进程？危机应对是人类永恒的大问题。对个人而言，危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对国家而言，危机可以使一个国家走向崩溃，解体，甚至被吞并或者消失。而对人类社会而言，危机可以使一种文明衰落，使一个时代终结。这次疫情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变。在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直面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一方面，我们必须判断出自身的哪些方面仍然适用，从而将其保留。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鼓足勇气识别那些必须改变的方面。这就要求个人或国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条件的应对危机的新方法。与此同时，要划清界限，明确那些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绝不可以改变的元素。

从我三十年来搞世界格局的战略研究的思想维度分折，我是尊循中华上古《易经》、《黄帝内经》的哲学原理基础上，从二战以来决定世界秩序的波茨坦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等重大会议的文件资料开始研究，一直到今天各届联大会议、各种国际组织会议的文件、宣言、框架议定书、契约文件，法律框架等以及五大常任理事国各届政府的重大国家战略、法律变化、政策变化，政治首脑的信仰背景、家族成长背景等等趋势进行战略研究，目前，我们身处世界格局大分野的巅峰时期，粤港澳在2035前会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世界文明中心，这是文化人类学的世界发展选择。从我几十年和社会各界、企业以及公务员的交流看，大家都深深热爱自己的国家，珍惜国运，希望不折腾不摇摆，一直向前走。中国能复兴，不仅靠生产力的进步，更是现代价值观确立的结果，即尊重个人权利，释放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定需要一个改革、开放、稳定、激活的大环境才行。

最近看到社交媒体上的很多污名、攻击、仇视，以及对复杂、专业问题随意的、不加思考的乱议，南辕北辙，我深感担心。很多人说，美国社交媒体上仇视中国的声音很多，我想说，美国一些人把自己命运的沉浮归咎于中国这个“假想敌”，这不是明智的表现，而是下沉的表征。不值得仿效。

同时要看到，美国始终也有严肃的自我批判的声音，促使其校正。对这个美利坚民族内蓄的力量，千万不要有丝毫低估。总之，我们不必在这方面消耗太多精力，中国要做的事太多，要补的短板也很多，如果让“口水”影响政策，声音越极端越有市场，绝非国家的福音。

中国要光荣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包括科技、文化、教育、商业创新等等。只有在文明意义上得到世界认可，我们才算真正实现了复兴。

美国近年来的软实力一直在流失，但美国当初能成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主要推动建立者，软实力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早在“一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到欧洲，力图推行“理想主义”外交，他推崇普济主义和个人理性，但他提出的外交公开、航海自由、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等国际新秩序（“十四点和平原则”），与英法等国的秘密外交、殖民统治、海上霸权、肢解德国等特权政治思想存在深刻矛盾，最后被英法拒绝。

“二战”爆发后，罗斯福承袭了威尔逊的集体安全思想，并加上了大国责任、权力和协调一致的考虑，最后美国推动在战后建立了联合国安理会、大国否决权等机制，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和“一战”后对德国的残酷打击不同，“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支持了德国的经济复兴。回顾历史，美国之所以能超越英国等老牌国家的旧秩序，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更加开放和平等的价值观，所以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今天中国的文明崛起以及新型领导力的确立，仍需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不过有一点很明确，我们只有向世界证明，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是更具友好性、建设性、正外部性的，才能得人心，拥抱世界。这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心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历史所形成的基因，既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一面，也有愚昧的一面。我们有过很多教训。所以一点也不能浮躁，不能浅薄，不能轻狂，不能内心焦躁又脆弱，那样看到的世界全都是浮云迷雾。“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路还长，要沉住气，和时间为友，与宇宙的规律、同世界的定律相伴，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以协和万邦的精神推动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事业，积极主动参与世界新秩序建设，为人类文明的"健康、财富、幸福"事业做出持续的贡献。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灵魂与思想。”

作者简介：乐元圣，字后圣，号玄元子，湖北宜都人，居京西香山。哲学思想家、军事战略家、宇宙天文探索者。现担纲广东省智能科学技术研究院首席战略架构师，致力于数字地球与世界新秩序发展峰会活动，筹划粤港澳（全球）绿色金融创新中心项目。已出版《医道——身国共治的人本文明》、《国家和平发展战略》、《文化军事战略》、《全球共同利益与国家安全战略》、《光明的秘密：领袖心智宇宙觉醒的信仰智慧》等著作。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