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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4-19 15:54:32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13252
如果人类文明在未来100年横遭扼杀的话，那么，凶手不是饥荒，也不是瘟疫，更不是战争，而将会是世界各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我们能够战胜饥荒和瘟疫，更能止熄战争，却无法应对我们人类自己铸造的科学技术叠加革命和世界民族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意志行为的傲慢，从而左右世界的发展趋势。既然我们的生活如此深受国际事务的影响，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反应又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增强自己的理解能力、决断能力和行动能力。
先有准确的理解，才有明智的决断，才有经得起考验的行动。中国国家领导人2015年访美时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我们无畏挑战，要为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做好准备，但更要防止战略误判，不要把“脱钩”简单化，扩大化，推到极致，变成一种思维范式甚至“政治正确”。
第一个层面是思维范式。
在庚子年这次世界大疫中，我们要更全面和透彻地思考各种异象冲动的国际关系脱钩，从中找出最符合中国大局和世界大局的前进路径。
从全球贸易占GDP比重的下降，全球价值链增速的放缓，全球化分工带来中间产品运输距离变长、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等等因素看，在贸易发展和专业分工这个方面，“去全球化”的调整，从2008年之后已经发生，疫情只是新的推动因素。
中国是全球化受益者。但不少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导致其母国产业空心化，失业增加，政府补贴与资助增加，而跨国公司为赢得资本收益最大化在全球寻找“纳税洼地”，在母国纳税比重很小，如此就会造成资本和就业、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也是特朗普一直呼吁制造业回流、缓解国家压力的原因。
我们也要明白，即使没有疫情，中国供应链也有可能发生一定的调整。有两种情况。
一方面的情况是，中国自己的外向型制造企业，基于成本考虑和国外“双反”（反补贴、反倾销）压力，近年一直在加强海外投资。中国资本到海外形成的资产，还是中国人的。这和当年日本从GDP（国内生产总值）时代到GNP（国民生产总值）时代的变迁很相似；二是在中国投资的外企，基于成本等原因也有迁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最近发布了2019年度“日本企业海外事业展开相关问卷调查”，有3563家企业（其中2990家为中小企业）参与。“在海外设有基地，将进一步扩大进驻”的企业中，列举中国的企业的比率减少7.3个百分点，减至48.1%，回答越南的企业则增加5.5个百分点，增至41%，越南与中国的差距从2018年度的19.9个百分点缩小至7.1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的情况。
一是作为全球供应链龙头，又有庞大的市场，中国供应链整体优势依然明显，有移出，也有大量流入（如特斯拉）。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显示，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已连续4年下降，2019年比2015年下降了31.5%，但中国占全球FDI的比重从2015年的6.7%提升到2019年的10.1%。这说明，中国市场规模以及开放程度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依然吸引着大量资本流入。全球资本并未和中国脱钩。
二是不少国家都在推进制造业向母国回流，但基本上事与愿违，说明要逆转产业规律和效率原则，并不现实。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高端制造（如芯片）方面有强大优势，但一般制造业已经不是其优势，很难再回到本土复兴。就算回来了，也没有便捷的基础设施和大量经过培训的熟练工人去支撑。
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乏力，制造业岗位一直空缺，而且工人的劳动效率并不高。美国如果一定要复兴制造业，出路不是提高贸易壁垒和惩罚性关税，而是要从基础设施系统和劳工培训体系这些方面扎实用力。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单从供应链看脱钩，我们在分析后就会明白——供应链的脱钩会有，但是局部的，小规模的，而且是被疫情压力强化的。疫情一旦过去，真要脱钩，也不容易。
同时，有些领域的供应链集聚在加强，就像最近全球多国都希望中国生产和出口更多的医疗防护用品，供不应求。指望每个国家的医疗物资将来都自产自供，是不可能的。除非发生冷战，中国被极度孤立，否则，始终在造福全球消费者的中国供应链的地位不会动摇。
所以，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同时也要清醒，千万不要把某些枝节性的调整扩大成所谓全面、全局的脱钩，自乱阵脚。
人类在21世纪前后几十年的商业文明史，中国篇章可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亦指出，中国走过的道路，显示出了制度变迁的能动性、浮动性，以及自我调整的可能性。这是中国成就的一个关键。
我们无须浮泛地夸耀中国道路，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更主要的是现代主体性的建立，民智民情的理性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还是“半成品”状态，还在路上，但我对中国抱有坚定信心。
信心在于我们不断自我超越。过去几十年，由于对外开放和对内激活，中国吸纳了最多的信息，产生了最大的变化。我们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们肯干，“实践出真知”，“干中学”，熟能生巧，越干越会干，中国道路不是说出来的，是亿万人民干出来的。
如同《麦肯锡中国报告》（2019）指出的，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在上升”。?
我们真正担心的是在全球经济离不开中国供应链和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也有潜力为全球经济做出更大贡献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因为心态的问题，认知的问题，不能很好地克服大国崛起中一定会遭遇的困难，回到非黑即白的二元框架，自己踩灭复兴的火把。
再回到脱钩问题，我们不要把脱钩概念化，简单化，而要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层次上详加区别，寻找最优解——面对脱钩的压力，最忌不加区分，不作消化，一脱了之！
第二个层面是国际秩序。
近年来，特朗普以自我为中心，不断退群，中国反而是国际秩序的稳定因素，有什么理由和国际脱钩呢？在中美关系的大变局中，我们也要异常冷静，从中国长期稳定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利益出发，尽可能寻找更多的压舱石。
第一块压舱石依然是经贸关系。在美国政府不断情绪化变脸时，中国对美政策的稳定性以及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也是一块宝贵的压舱石。希望民间通道也能成为压舱石。对美国一部分政客、媒体的抹黑，相关部门要针锋相对地回应，但我们更要心中有底，抹黑中国是一些美国人的饭碗和“不变的永远”，抹黑了几十年了，但中国黑了吗？清者自清，中国的健康发展就是对抹黑的最好回答。
同时，我们一定要谨防“中美关系无所谓”、“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离了谁照样发展”、“大不了重头来过”等等迷思，防止出现不可控、不可逆的重大变局。我们也要更加开放，让别人更便利地了解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也不要惧怕。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中国人都是外交工作者，都应该更加负责。
我们共同回忆阿富汗的故事。在1840年前后，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之间发生过一场英阿战争。战争的背景是英俄在中亚地区的角力。战争的结局，则如马克思在《印度史编年稿》所写的，“1842年1月13日，贾拉拉巴德（注：阿富汗东部城市）城墙上的哨兵们眺望到一个穿英国军装的人，褴褛不堪，骑在一匹瘦马上，马和骑者都受重伤；这人就是布赖顿医生，是三星期以前从喀布尔撤退的一万五千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因饥饿而濒于死亡……”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这里不作展开，战争最初的起源是1839年，一个从未到过阿富汗的英国政府的主要顾问，怀疑俄国要把阿富汗作为进入英属印度的垫脚石，阿富汗领导人是“亲俄的代理人”，于是英国要推翻他，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上台，为此远征喀布尔，建立了傀儡政权，阿富汗人坚决反抗，1841年底英军撤退，山路崎岖，一路被阿富汗人伏击，全军覆没。
事后的文献表明，英国政府顾问一开始的怀疑并没有什么依据。
“阿富汗陷阱”说明，大国角力存在各种可能，不一定导向战争，但如果一开始就被错误的预设（如英国的“俄国威胁论”）牵引，不断加强，没有回旋调整机制，最终真的会发生战争。就是我们在面对客观问题时，能不能仔细辨析，看到更大的大局，从建设性角度寻找生机？太平洋的宽度真的容不下两边的分歧了吗？两个世界同样需要的伟大国家真的只能向剑拔弩张的方向迈进了吗？
疫情期间同粤港澳一位富有情怀的金融交易所负责人交流，我说想写一篇“永远不要和开放创新、富民强国脱钩”的文章，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中国的底线思维。如果和外部世界真的有所脱钩，我们更要加强对内开放，让要素更加公平、自由、高效地流动，稳定预期，激发活力。而且，这不应该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权宜之计，应该是中国发展之基，是全社会的共识。其实某些局部的脱钩和调整不可怕，中国也有消化能力，但是千万不要脱轨。
所谓脱轨，就是和追求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实现民族复兴的大目标脱轨，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秩序脱轨，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本主义现代价值观脱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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