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1-04 15:54:14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6823
围绕“中美多元公共外交发挥的作用、现状问题与未来路径”“中美关系历史经验与面临的挑战机遇”等议题,从事中美关系、公共外交研究与实践的20多位专家展开了深入研讨。
公共外交在中美关系中大有作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发言中表示,历史给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应该在中美关系的推动中大有作为。公共外交也要注重讲究学理性和专业性,要通过深度的分析和研究来引领舆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表示,在中美两国的公众层面,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舆论调查显示,1978年美国民众给中国打了44分,今天美国民众给中国打了45分。中美相对稳定的民意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室主任袁征表示,要客观理性地进行中美公共外交,不过度渲染民族主义情绪或者反美情绪。继续大力拓展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王栋认为,经过多年努力,中美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三大根基之一。下一步我们也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公共外交来进一步促进两国民众之间的信任和友谊,增进两国关系的韧性和深度。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定定表示,近年来中美公共外交领域出现新难点,中国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应对:一是“跳出美国做美国的工作”,即通过与墨西哥、加拿大、欧盟等国家或组织加强联系,间接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与社会舆论形成影响;二是不仅要关注美国国家层面的态度和问题,也应该针对各州关心的议题开展针对性交流与合作。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周庆安认为,中美公共外交在中美关系的各个阶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公共外交主要面临三大问题:如何对冲焦虑,如何建立战略确定性,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我们的朋友圈。中国公共外交要超越传统的话语体系,脱虚向实。
中美双方应互相尊重对方利益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贾庆国表示,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如下规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能兼顾对方利益,两国关系会好一些;“君子取之有道”,守规矩和按理出牌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国尊重对方的利益和愿望是双边关系良好发展的前提。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中国当前不应把关注点过多聚焦于中美贸易竞争,而应更多聚焦深化改革。中美之间虽然有危机、有竞争,但合作空间还是很大,中美合作的大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2018年中美贸易量可能还会提升。随着国家的强大,中国也应有大国心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认为,液化天然气的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润滑剂,中美在大宗商品的贸易机制中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能源外交中有很多议题值得学者们关注和深入研究。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认为,当前我们更不能忽视中美两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中美如果发生对抗,除了两败俱伤,还有可能导致无法确定的局面出现。回顾历史,中国始终是中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在多次摩擦中,中国都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向好发展。未来,中美需要继续坚持互利共赢、寻求战略共识,并进一步加强相互学习。
缓解焦虑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上海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表示,1949年美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对华政策辩论 “谁丢失了中国?”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美国正在感受到第二次“失去中国”,而此次“失去中国”可能意味着美国也“失去世界”。中国不仅应与美国智库沟通,也要与美国更广泛的群体进行交流;在舆论宣传中找到美国痛点;让坚持客观事实的美国人有更多发声的渠道;防止麦卡锡主义再次出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与历史上英德竞争进行对比,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也是新兴国家国力的提升引起守成国的担忧与警觉。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表示,地球的发展演变在亿万年历程中,时而剧烈时而平静,人类社会与之也很相似。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似乎进入新的波动时代,中美关系近年来出现明显波动,但中美两国的领导人能够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贾文山表示,面对美国的战略调整,中国在强调合作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竞争与反遏制。同时,要通过公共外交缓解美国精英的焦虑。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主编王文峰表示,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是有差别的,是有不同层次的。正如美国的中国通杰弗里·贝德所说的,“美国基层没有很强烈的对中国竞争意识”。这种情况在未来会是一个常态。焦虑或者是负面的态度更多集中在精英层面。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中美战略竞争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不应该忽视它的尖锐性。同时,要尽量避免和美国之间恶性的战略竞争。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余智指出,现在中美谈判正在紧张进行,结合媒体的公开报道和相关研究来分析,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的角度出发,中美双方各让一步是有可能的。中国在外贸政策、产业政策方面做出的调整和改革,不仅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需要,也是基于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战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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