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日，聂树斌案平反已过去整整一年。一年间，国内对冤错案的反思和源头预防等话题继续成为舆论热点。这一年，司法机关又已平反多起重大冤假错案，包括繆新华案、周远案等。据报道，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陈满案等重大刑事冤假错案37起6人，2013年至2017年9月，共宣告4032名被告人无罪。司法纠错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决策层已把解决冤案、司法公正问题摆至前所未有的位置上，“有冤必伸”成为提振司法公信力的一项抓手。
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诉讼的人，未经司法程序判决为有罪之前，都应该被推定为无罪的人，“无罪推定”是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准则。最高法《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对于依法认定的疑罪案件，要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原则，不得违心下判。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法委、最高检、最高法曾相继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等一系列规定，明确冤假错案纠错程序，力求从制度上消灭冤假错案滋生的温床。
大法官胡云腾曾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指出，冤假错案最典型的是认定被告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子。他表示，一个错案的不良影响可以抵消九十九个公正裁判形成的良好形象，要树立谦抑、审慎、善意的司法理念，一定要把疑罪从无原则的规定落实到位，绝不能再搞疑罪从有或疑罪从挂，冤枉好人伤害无辜。
冤案错案的出炉，刑讯逼供“功不可没”。蒙冤者屈打成招，但面对冤情，法庭上又不断翻供；服刑期间又不断申诉，洗冤的意志和决心让天地动容。然而，常常走向极端的是，只有真凶归来，死者复活，才会迎来再审判决。这种撞大运式的“昭雪公式”，最为残酷，不可容忍。
依照我们的司法制度设计，公检法司各司其职，互为监督，互为制约，很难形成冤案错案。但是，多年以来，公安做菜，检察院端菜，法院吃菜的司法局面没有多大改变。结果就是，每一起冤案错案背后，都站着一长串失职渎职的司法者。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过。再有“命案必破”的行政命令，接招者只能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挂，刑讯逼供成为看家本领。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接着是数十年的运动不断，十年文革又砸烂了公检法，我们的法治水平会好到哪里去呢？又会高到哪里去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严打”，我们不会忘记。“严打”期间，故意杀人、强奸属于严打的重点。此类案件要求在程序上从快，在实体上从重，最终许多“涉案者”被认定有罪，判处死刑。当时最高法院把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高级法院行使。而各高级法院又把死刑复核程序和二审程序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也起不到把关的作用。笔者认识一位曾在区法院工作的副院长，他说严打政策很有“错杀一千不放一个”的味道，“屈死鬼”可不是一两个。
不可否认，近年来的司法改革颇显成效，可圈可点的地方也很多。老百姓不再状告无门，我们看到了巡回法庭、异地审理、领导过问案件有记录，司法获得感越来越多。法治，已成为政治文明的核心部分。也许，跟互联网时代的脉搏是一致的，人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空前高涨，公开公平公正的呼声前所未有。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全民的法治信念，无比坚定，这一点又无比可贵。
2017年两会上，最高法院长周强表示，冤错案件的发生，让正义蒙羞，教训十分深刻，“我们要坚决引以为戒，强化办案责任，健全制度机制，坚决守住防止冤假错案底线。”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表示，要深刻反省检察环节自身把关不严的沉痛教训，着力健全冤错案件发现报告、审查指导、监督纠正、赔偿问责等长效机制。实际上，一个案件纠正之后，不单纯是案子，它对后续的每一个案件的办理，特别是每一名司法从业人员，都有警示作用。
作为观察者，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每一起冤案错案被昭雪之后，那些一手炮制了冤情的司法者很少受到责任追究，他们并没有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这显然是极其失当的。尽管有些情况跟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技术条件有关，但是一点也没被追究责任，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鉴于有违民意有失民心，期望检察机关切实祭起法治之剑，对那些制造了冤案错案的司法者，一定要有司法责任追究的结果，给人民以交代，给世界以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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